霸权是指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控制。在雷蒙·威廉斯的词源学考察中，该词源于希腊文，指支配他国的领袖（leader）或统治者（ruler），直到19世纪后，才被广泛用来指称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宰制，且在政治支配的意涵不断扩大中时常被人用来作为“大国”、“超级强国”或“帝国主义”的替代词使用。②随后，在1926年未完成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安东尼奥·葛兰西第一次提出“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的概念，并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在此，霸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或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细致考察后，葛兰西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民众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于是，霸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一般的事实”（normalreality）或“常识”（commonsense）。
如果说，直接的政治支配与控制是一种刚性霸权，那么，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可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柔性霸权。当刚性霸权在实施中受到抵触而无法完全实现时，柔性霸权则可在意识形态的悄然渗透中通过大众同意从而维系统治。在此过程中，文化霸权的实现方式不是直接的、强迫式的政治控制，而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塑形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接受统治者的世界观。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成为文化霸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鉴于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需要通过塑造媒介霸权来维系意识形态向全球化渗透的空间和平台；与此同时，媒介在成为资本主义霸权推行工具的同时，其本身也成为资本主义霸权实现的载体。
究竟什么是媒介霸权（mediahegemony）？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媒介的被控方式、生产的基本功效及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达。在西方新闻史上的政党报刊时期，媒介霸权主要体现为政党直接掌控下的宣传机器，因此，无论从控制的主体还是控制的目的来看，那时的媒介霸权是一种刚性霸权。于是，当大众化的私人商业报刊于19世纪初期出现时，人们认为与政党报刊相比，它是一种更民主、更能代表普通大众利益的媒介所有权方式。但是，当商业媒体体制在历经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风潮以后，其柔性的文化霸权本质逐渐得以体现：一方面，它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将娱乐化、暴力化、低俗化的新闻兜售给受众，并在一轮又一轮阅读率、收听率及收视率的调查中不断提高媒介自身的受众规模；另一方面，在传播对象上，当从原来享有精神特权的上层社会转向下层广泛的普通民众后，媒介虽然越来越平民化，但主体性仍掌控在媒介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受众只不过是被打包成商品，在自主消费新闻与娱乐的非物质性生产中被出售给广告商。
在当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政治行动上，海湾战争、阿富汗及伊拉克等战争的发动，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国际和平和传播西方的民主价值，而是源于经济利益上的争夺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其中，主流商业媒体虽有与政府相悖的新闻与观点，但是，出于媒体自身的经济利益，其主流言论是对战争的支持，这无疑有助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在国际政治秩序上的巩固和扩张。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