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叙事还是再叙事,本质都是对现实的建构而不是忠实体现。作为再叙事的翻译而言,其过程必然是每个译者的再叙事或再创作。再叙事视阈对于新闻编译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首先,叙事理论是动态的理论:一方面,叙事理论认为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会被置于不同的、交叉路口般的叙事中,因而人们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是流动的、复杂的;另一方面,叙事理论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有助于避免以静态的术语去解释翻译行为。以规范为重点或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的策略,都在不同程度上纠结于语言的对等,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范式。而叙事理论相对而言显得灵活、开放,承认各种叙事之间的复杂性和竞争性。
其次,叙事理论关注统治与抵制的问题,并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叙事与抵抗叙事不仅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话语选择,而且二者之间总是保持一种张力。这一点与叙事的第一个特点紧密相关。由于人们总是面对新经历和新故事,所以叙事是可变的,具有颠覆和变异的可能。此外,叙事理论既关注传播和交际的仪式化功能,亦关注仪式是如何被质疑以及削弱的。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较少关注语言和翻译的叙事,但是叙事理论可以将二者纳入其研究范围,既兼顾当下的具体文本和具体事件,又洞悉翻译策略与社会与政治语境的关系。叙事的视野不仅可以让我们剥离译文中的小叙事,而且可以解析孕育这些小叙事的宏观叙事。在洞悉两种叙事的关系后,我们在审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时,不仅把它们当作语言上的尝试和挑战,而且是建构世界的叙事技巧;词汇的选择、句子的排序实际上成为激活叙事的标志,影响受众看待世界的方式。
第三,由于叙事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也不是对先后发生的事件进行简单罗列。叙事的构成是暂时的、暗含因果关系的,借此影响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道德评判或行动。以不同的时序叙述同一件事情,会强化或弱化某些事实。所以编译者可借助再叙事策略重构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话语框架,合理引导受众对事件的解读。西方传统的新闻学一直将新闻区别于叙事,否认新闻的建构本质。在美国实证科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将客观的、中立的、平衡的报道视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而且以此标榜自身的权威。但是这种专业主义并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的真实。即便记者、编辑们持有更独立超然的立场,但对于新闻价值的确定却不仅限于新闻机构;特定社会的政治环境、消息来源、文化语境、对受众接受的考虑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新闻所反映的真实。这从美国媒体近年来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可以看出。此外,就算是记者没有扭曲事实,但记者从某一个角度对新闻事件的呈现,也只是对真实的一种阐释。所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报道都是扭曲事实,但不能否认美国媒体在建构真实过程中的局限和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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