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出来以后，得到了一些表扬。当月考评评语是这么写的：人人都爱技术贴，但真正的技术贴只有一个——我们的报道。动车事故后，我们最先揭出追尾核心原因，且唯一完整解释事故全程。在问题高度专业，信源极其稀少的情况下做到了科学、详细、严谨和独家。包括钱钢、何力、何刚、张力奋、罗昌平等在内的多位专业人士主动推荐。在媒体同题较量中，《南方周末》又一次得到同行的认可和推许。
我个人感觉可能过奖了。现在回头再看这个稿子，感觉不足之处仍有很多，但是再看当时媒体报道的情况，确实特别出彩的也不多。通过做《不可能的事故》这个稿子，如果说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主要就是团队合作。
其实，在做了动车事故报道之后，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一些特定题材的报道上，对于以深度报道为主的媒体而言，“现场第一”的原则应该摒弃。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场没用，去现场还是有价值的，但现场的价值不在于现场本身，而在于现场所能给你提供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要有助于你的报道主题。
相比起现场，我认为做类似的报道，真正的核心在编辑部。
我的具体体会是，做“7·23”事故这种突发性新闻，后方的支持和整合起决定性作用。它除了要把控报道的方向、角度等宏观问题外，还要解决记者分工、统稿等具体问题，比如，要有人负责联系专家，要有人负责监控网上信息，还要有人负责解决铁路专门问题。相比之下，前方记者充当的仅是一个主要从现场拿料的工兵角色，其作用是辅助性的。当然，这种作用也不可能忽视，前方记者除了拿料，还可以协助后方修正、调整先前制订的报道主题、方向及角度。但在这当中，统筹是第一位的，后方必须要有一个指挥者，他每时每刻和各分工记者保持联系，指导他们的工作，甚至最终由其来统稿。
南方周末在“7·23”动车事故的报道中，应该说体现出了这种努力。
就采访而言，这篇不过4000多字的稿子，参与者多达七人，其中经济部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比如我们一个经济部同事的老公就在铁道部，他从内部提前了解到事故定性，使我们在出稿前心里有了底。就稿件本身而言，主要是编辑曹筠武后期整合润色而成，见报的稿子，在逻辑上和文字上均比我的原稿要好很多，标题取得也不错。
事实上，即便是我写的原稿，其实可能也有近一半的工作是在后方支持下才得以写成，比如，我采访到的火车司机就是由经济部的黄金萍帮助找到的，在写作这篇稿子的过程中，他基本上充当了我的火车技术培训老师的角色，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当然，在这次不常见的团队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虽然报道过程中参与的人数不少，但由于准备不足，还有缺乏统筹与协作，除了前方记者和编辑，其他参与者基本充当了配角，而不是一个团队中的成员。当然，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分配机制问题，他们参与这次报道其实是出于帮忙，其回报不过是在文末署一个名，在考评上并没有体现。甚至有的连名字也忘了署，这真是很不应该，实际上是打击了记者做类似报道的积极性。
至于现场记者如何发挥更大作用，那么我唯一的经验就是冷静。越是热点，前方记者的冷静就越显得重要。某种意义上，它是成就好报道的基本前提。做过几次突发事件报道，发现最忌讳的，就是扎堆，人多的地方其实是最不该去的地方，新闻发布会是最没有新闻的地方。
在这次报道动车事故前，我曾于2008年做过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的报道。这两次事故有很大相似之外，比如都要求记者三四天内出稿，都将记者置于一个混乱无序、无所适从的事故现场。所有记者都如蜜蜂般忙碌，但却又收获甚少。回想起我在那次事故中的表现，应该说要远胜过这次。其中的一点经验，就是那次我没有和其他同行一起围着现场施救转，而是悄悄跑到临近的村子里，和村民们聊天，结果发现了一个村庄与铁路博弈的独家故事。
这次动车事故我显然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我和大部分深度报道同行一样都在事故现场和死难者家属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特别是后者。不过，好在我们及时地找到了一点，并在这个点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和赵一海、邓瑾、曹筠武等同事合作完成的这篇报道，是一次团队合作的产物。对于一直习惯于单打独斗的南方周末而言，这种合作是弥足珍贵的。报纸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新媒体环境下有立足之地，必须要在获取信息的手段上予以创新。这种创新包括报道方向的确立与修正，包括背景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还有文字的编辑与整合。这既需要前方记者的努力，也需要后方的支援和统筹，更要求报社在机制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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