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现代人已经够惨的了，工业革命逼得人离开了土地，造成了连根拔起的一代。现代的中国人更惨，除了一样要经历现代化的阵痛外，还要担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内心有抑不下的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凌之下深切的民族屈辱感，个人得要忍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现实命运。好容易花果飘零，在海外谋得一枝之栖，乃至在国际上薄有声名，表面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却掩不住内心的落寞和憔悴。午夜梦回，不免有“天地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地”的感受。只要让我们看几个实际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我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美国《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在关门之前曾经刊载了一篇细说钱学森的好文章。那时正当美国重新谋求打开中国国内的禁地的时机，美国人是在强烈的罪己的心境之下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当年钱学森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取得高级学位之后根本无意留在美国，立刻束装返国。那时有人提议请他做大学校长，但因为他太年轻又没有经历而不肯任用他。不久内战的烽烟弥漫，钱学森仓皇携眷返美，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纠合一批“疯子”同志，研究发展火箭的可能性，据说一次实验不慎，曾经炸毁了实验室。
钱学森的才智和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在尖端科学的研究上有着骄人的成就。然而在社交上他是完全孤立的。他可以支高薪，但是他想在高级住宅区购屋，就立刻遭到歧视的待遇。只有一位老教授善待他。老教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俱乐部的会员，有经常性的聚会，参加的人都游戏式地采用代号，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作高度理智层面的议论和谈话，极少涉及现实政治。老教授邀钱学森入会，他既欣赏钱的才华，也要靠他接送代步；钱喜欢这种聚会的气氛，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也是他唯一被接受而最接近他自己的行业的社交圈子。
不幸的是，麦卡锡时代来临了。钱学森久居异域，既没有返回自己祖国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涉及高度的军事机密，自然而然有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入籍美国。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但却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钱学森提出了入籍美国的申请，到了法庭，要宣誓效忠美国时，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法欺骗自己的良知，钱学森竟然缺乏现成的答案，只得要求延期，过一个时期想通以后，才能回答这个震撼了他的心灵的大问题。原来法官问他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和中国作战，他将效忠哪一边？这使他碰到了一个两难的情况，委实不知要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才好。等到他想清楚之后回到法庭，他的回答却不能够使得法官满意。他的答复是，如果美国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就帮美国，否则他就帮中国。自然而然他的申请入籍被打下来了。
钱学森得不到美国的公民权，就没法看到许多机密资料，根本无法继续他专行的尖端科学的研究。他心中的郁闷是可以想见的。他曾申请离境，但也惨被否决。原来一位识货的情报人员在他的档案上批了这样的断语：这个人绝不容许他离境，否则宁可将他处死。这样钱学森郁郁不得志在美国干耗了好多年。好在美国的变化快得很。在一次机会中，中共与美国协议，彼此同意交换一批问题人物离境。幸好那位情报主管早已调职，钱学森这才得到机会归国。回国内时他带了好多箱文件，每一箱都被打开来仔细搜查过，结果都不过是些过时的东西。钱学森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了中国国内。短见的美国人看不见的是，钱学森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过时的文件，而是他的头脑。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国有了原子弹和火箭，这些都是钱学森和他的同僚的心血结晶。写文章的美国作者叹息说，这乃是钱学森对美国的快意的报复。
且不说美国人在自怨自艾，为什么让种族歧视、政治迫害逼走了可以对自己有用的人才。但钱学森的真实故事并没有写完。他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得以扬眉吐气，这是他的骄傲。但他在中国国内经历过“文革”，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无辜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他自己算是侥幸躲过了浩劫。然而长年与外在世界切断，难道他不愿意和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互相交通，通力合作，为科学开创出新天地？究竟谁能够探得他心头的隐痛呢？
另一个实际的例子是马思聪。他不只是著名的提琴手，也是位作曲家，经常收集民间的素材，作为他创作的泉源。他被“左”派力捧为人民的音乐家。国内解放之后，他被聘任为音乐学院的院长，当然实际的院务是由干部担任的副院长负责，他自己只搞他喜爱的音乐，生活上倒是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有座车，有用人。不幸的是，他根本缺乏政治的敏感性。有一天，他的儿女警告他，已经在外面看到批斗他的大字报，但他还茫无所觉，照常到学校去上班。结果被困在办公室，不许他回家。落地的长窗一无遮掩，让大家看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音乐家的嘴脸，正像动物园的铁栏内关着的动物，不得不忍受着失去理性的群众的侮辱与笑骂。据说可能是由于刘少奇插手干预，算是救了他，把他下放到一个偏僻的所在，才得以免除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一下他才真正的梦醒了，终于用尽方法，筹到了一笔钱，买通了关节，由渔船偷渡出来。
但是除了《生活杂志》的访问之外，马思聪在美国变得默默无闻。这些年间，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他的提琴演奏在美国是排不上名的，而且早已被下一辈的人所取代。他的作曲风格与美国当代的风气格格不入，引不起反响。最悲惨的是，切断了他和祖国的关联，他的创作缺乏了泉源。除了有保证，离开了祖国的儿女不会受到再一次的“文革”惨祸的命运而感到心中欣慰之外，他心头的落寞与悲哀又是怎样去衡量呢？
如果说钱学森和马思聪还算是福星高照，比较幸运的话，另外有许多人就不是那么幸运的了！譬如说老舍吧。国内解放之时他正在美国，但他深知道一个中国文人在美国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而且当时的他必定对中国的前途还存有无限美好的幻想。他是完全出于自愿主动回国的。归国之后他一直做顺民，一度传出消息他名列四大无耻之一，排名在郭沫若的后面。但这挽救不了他悲惨的命运，在“文革”时他受到猛烈的批斗。有一天他出去被斗争，再没有回家，尸体在湖里捞起来，老舍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他的未亡人相信他是被谋杀的。现在老舍倒是得到平反了，他的著作改编成的电影《骆驼祥子》最近在香港上演，但老舍已看不到这一切了。
再说留居海外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那时由于受到海外各种运动的冲击，一个劲儿要回去为祖国服务，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郭子加。郭子加在芝加哥大学得到数学博士学位，就一直想尽办法要回去。他到过英国，到过法国，没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下来，最后终于得到机会回国，哪知却撞上了“文革”！他的专长完全发挥不出来！只让他教最粗浅的算学，他受不了，只有让给也拿到博士学位的太太去教。这个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但是他自己居然还没有过离开的念头。后来郭子加先在香港教了几年书，但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在澳洲申请了一份工作。但是澳洲那样的地方，大片的沙漠，坐火车五小时，抬头看窗外依然是同样的沙漠景色。据说因公去澳洲，住在首府的日本人待久了就会感到要发狂，更何况不甘寂寞、喜爱群集的中国人。要把自己的子女变成一个陌生国度陌生文化的国民，这是何等的牺牲！他们将来会遭逢到怎样的问题，谁又能够预料？上帝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据说郭子加又开始在热心接待国内来访的学者。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谁不愿见中国国内搞得好一点，把知识水平提得高一点。
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弱点，这不容讳言。但他唯一的价值是在知性的真诚，他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来从事他所擅长的学术研究，而他必须被容许来发表他自己的真诚的意见。而一旦知识分子于外在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不敢吐露他自己的心声，最高的愿望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苟延残喘，那么他对国家民族就做不出他应有的贡献，他的短暂的安全终不过只是短暂的安全！他也就终摆脱不了他的困境。然而“中国”与“中国人”，或者是应该得到一个比这较好一点的命运吧！
（原刊于香港《九十年代》总第一七三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二、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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