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左派艺术家帕索里尼在60年代“经济奇迹”的一片金元恐怖氛围之中绝望地断言：“先锋已经终结。”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指出：资本主义正在消费上取消阶级，“阶级斗争”的口号渐无意义。但是，这两位革命者却知行不一，分别以自己的现实介入来反对自己的理论：帕索里尼将马克思主义与先锋派相结合，对资产阶级发动了暴烈的攻击；马尔库塞投身街头革命，混迹于无产者的行列，愈战愈勇。
战后年代艺术史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左派和先锋派的结合：一部电影、一部戏剧、一件雕塑作品均需要“政治化地去观看”，阶级、性别、种族问题在后工业社会中并没有被缓和，而只是被淡化、被遮蔽。于是，让－吕克·戈达尔挥舞着他的“电影传单”，呐喊着：“就让影像流动得比金钱还快吧！”而达里奥·福则戴上小丑面具，高举着旗帜、玩偶、喇叭、小号，携着妻子，率着剧团，巡游于工厂、学校、广场之间，在教堂、议会、法庭和警察局上空呼啸而过。
尽管“68革命”失败之后，在欧美泛起了一股看破红尘的犬儒主义的思潮，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派定为后现代零散化空间中同样琐屑的微尘，但是达里奥·福耳边回响着伟大导师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教诲，“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和“介入”的政治学正是福和妻子拉梅所努力实践的。他们依据当代历史的现实境遇和重大事件来检讨、重新定位自己的创作，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无产者的斗争和行动必将遭遇空前繁复的矛盾和纠葛。他们首先清醒地意识到：中产阶级是乐于接受他们的严厉批判和尖锐讽刺的，因为无产者艺术家的创作同样无法脱离商业体系，无法脱离那具有无限吞噬能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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