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惨痛遭遇，使得文化发展的天平从洋务运动开始就一直在向西方倾斜，乃至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文化运动健将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完全奉西方文化价值为圭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完全停留在了“腐朽”和“吃人”的层面，因此在宣传和行动上时代精英都无不以“打倒孔家店”相标榜。与此同时，“德”先生和“赛”先生却被泛化到各个领域，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已经超越原来狭义的划分，而走上了科学主义泛化之路。在精英们的心目中，科学的含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狭小范围，而是成为熔铸中国传统的工具，同时，科学也成为了道德伦理乃至价值判断的标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们在提倡自由和民主时，时时以孔子所代表的专制文化作为参照，如李大钊就提到“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只有反对儒学“一以统之”的专制，才有思想自由的空间。应该说，中学的衰落、科学的泛化和这种对比，对以儒、释、道为主体格局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
幸运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媒介诞生后，就历史地承担了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之间“译码器”的功用，也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历次的文化讨论和争论都可见到报刊的身影，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媒介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具备了“现代”的品格，其中最为凸显于学术界的，是一些主要以专业化报刊为代表的媒介，开始把商业化运作与强调读者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也更加强调媒介客观、公正、独立的意识。其时的学人对某一著述出版后的期待，以及对于出版后所造成的传播效应的承担，或者始终抱持以媒介为工具理性的信念，都无不表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和学人对媒介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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