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的转型及其传播模式的变迁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依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有效地批判了国际传播理论中的现代化范式和发展传播学,它们从全球经济与传播系统的空间视角反驳了冷战社会科学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时间视角,指出“不发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与运作,而不在于所谓社会发展的阶段。但是,批判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将民族国家当做组织经济和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的单位,将所有跨越边界的传播活动都看作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并且附属于国家的目标和战略。以国家为中心考察国际传播活动,在把握了现代传播机构主要的组织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族国家所不能涵盖的经济与文化现象。首先,将传播活动单纯地看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竞争,或者国家在全球体系中争取自身权利的工具,忽视了存在于国家之内和跨越国家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权利。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还存在有因不同的族群、地域、阶层、性别、宗教等原因而形成的小型共同体,而其中有许多是跨越现存国家边境的联盟,比如世界性的宗教,跨国族群,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这些非国家的社会群体也需要传播媒介来传递信息、交换意见、协调行动、维护认同,建构共识等。在国际传播领域所进行的有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中,不论是主张商业传播机构“信息自由流动”的一方,还是坚持边缘国家“信息主权”的一方,都没有关注到这一部分群体的传播权利。商业化媒体的扩张与兼并导致全球传播渠道和内容的标准化和娱乐化,而民族国家也经常以主权为名剥夺和压缩边缘群体的文化与传播资源。两者在竞争的同时也共同导致了全球传播资源向主导社会集团倾斜,减少了传播与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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