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婚的第三天，婉容就和溥仪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外国人招待会，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抛头露面了。宫中女眷公然露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溥仪和婉容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能够突破“祖制”的束缚，举行这样一个男女宾客共聚一堂的招待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溥仪还为婉容聘请了英语教师，两人也时常写英文信件交流，婉容的英文信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起的、同英女王一样的名字：伊丽莎白。婉容还教会了溥仪吃“洋饭”（即西餐）。溥仪也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携婉容和文绣出宫探亲、游园。
溥仪和婉容做了许多前代帝后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可即使是这样相对的自由，也仍满足不了两个受西式思想熏陶的年轻人。他们曾计划逃出紫禁城，去外面寻找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却失败了。之后冯玉祥在1924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不再承认清室尊号，废除一切优待，婉容和其他清室成员像丧家之犬一样被逐出紫禁城。
虽然走得狼狈.却也终于离开了那个禁锢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离开皇宫后他们曾在醇王府暂住过一段时日，在这期间郑孝胥来劝溥仪投靠日本人，出洋留学，假以时日归来重登九五。于是他们于1925年2月，由日本人安排来到了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在天津生活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婉容做皇后之后最轻松、快乐的一段时光了。此时她已失去皇后身份，成为一介平民，终于可以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了。因为儿时在天津长大，婉容对天津颇为熟悉，此番故地重游，自是令她十分开心。婉容儿时在天津，有位比邻而居的好姐妹，是老舍先生的族人舒芸女士。此次回到故地，婉容自然也不忘当年的老朋友。据舒芸女士回忆，婉容经常约她一起乘车到各处游览，也去过万国赛马会、西湖饭店舞厅，但婉容并不买马票、下舞池，也不骑马、打球。远离了高耸的宫墙，婉容的生活空间自由了许多、宽广了许多。
不过，虽然皇帝皇后之名已废，婉容不必再遵守那些封建礼教，却还是有一群遗老遗少顽固地守着礼教不放，时不时地上表“劝谏”。因此，婉容的娱乐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时在天津的欧洲人成立了“天津俱乐部”，按规定只收欧洲籍会员，但对溥仪特殊照顾，把他算作“荣誉会员”。溥仪因此常携婉容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婉容去打了几次网球就听到遗老遗少们议论纷纷，之后就再也不去了。不过婉容逛街购物的自由并没受到限制，她在天津时经常逛街，而且花钱如流水。据当时的账簿记载，婉容每月的经费有一千元，和溥仪平起平坐，而和她一同进宫的淑妃文绣只有一百八十元。由此也可以看出，婉容和文绣的地位差距是相当大的。
婉容和溥仪的感情，在天津时还是很好的。用婉容贴身侍女崔慧梅的话说，那时“溥仪爷”与婉容皇后感情最是融洽。两人经常自己驾驶着小汽车兜圈子，或者去散散步、看电影、听戏等等，溥仪还常常赏赐婉容一些小玩意儿。婉容的侍女崔慧梅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皇上心血来潮，独自逛惠罗公司，买了一个钻石手表送婉容，他贪时髦，找人在背后刻了一行字。翌日嘱太监前往取表，太监发现手表背后多了一行英文字，以为是商标，乃询问职员，职员拼读给他听，但没有解释意思，一踏入内廷，太监即急不可待地喊道：‘皇上，皇上，您买的LOVE YOU牌子手表十分标致，奴才已带回来了。’我们一听都笑不拢嘴，皇上自己的秘密被拆穿亦面红起来，婉容则甜在心买，只有淑妃呷醋，诈作听不见，看不到。从此之后，这个太监便被人取笑并给他安了ILOVE YOU之诨名。”
婉容在天津时获得了在紫禁城不曾拥有的自由，可以逛街、可以看戏、可以进餐馆……她和溥仪的感情也还算和谐，但她过得仍不是很快活。这不快活主要来自从花烛冷夜就开始的、不正常的夫妻生活。溥仪白天虽与婉容相处融洽，但晚上从不与她同房，加上与文绣一夫二妻的三角关系，令婉容心里不无猜忌。即便之后溥仪和文绣离了婚，也仍旧不和她同房，反而连白日里也对她疏远了，这无疑令婉容感到更加苦恼。可惜她没有文绣的魄力与决绝，不愿与溥仪离婚，才最终走向了黑暗的深渊。四、凄凉结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又发生了转变。溥仪终日在为自身的政治去向烦恼，无暇顾及婉容，令婉容更觉苦闷。终于，在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随郑孝胥等人在大沽口登上了日本商轮“淡路丸”号，踏上前往东北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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