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对其家乡乌镇的民间信仰作过一些细致的观察，并写了一些颇有感触的文章，其中以《香市》一文最为脍炙人口。其文云：‘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约半个月。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暧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璨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小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成一片骚音，五里外也听得见。”这就是让当地民众魂牵梦绕的“香市”。对于乡民而言，求神拜佛固然重要，但“借佛游春”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对于商人而言，庙会则是一个“振兴市面”的大好时机。由此可见，在江南地区的许多庙会中，民间信仰的宗教色彩、祈求丰收的神灵崇拜，已经被民众的娱乐狂欢以及商家的生意经营所掩盖，其实质已演化成为民众的狂欢娱乐活动，变成了一种宗教与娱乐相结合的完美形式。
江南庙．会中的迎神赛会活动，更是反映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繁荣与奢侈风气。如“双杨会”在名闻遐迩的绫绸产地盛泽镇举办时：“各庙所费总共一万千余金以上，而会中所费和观会人所费又在十万金以上。”（吴江档案馆藏《新盛泽》）“盛泽镇经济繁荣，全年法事不断，各种游行（俗称‘出会’）彼落此起，丝、绸、领三业实力雄厚，不惜赞助，以显示其财力。”（周德华《吴江丝绸志》）
上海地区的一些迎神赛会活动同样耗费巨大。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是一部记述上海风习人文的重要著作，其中描绘迎神赛会的场景：“每逢赛会，各镇都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都穿崭新的蟒衣靴革，头上的幞头纱帽上满缀金珠翠花。扮状元游街，所用珠鞭，价值百金有余。另雇妓女三四十人，扮演寡妇征西、昭君出塞，彩亭旗鼓兵器，极其精奇。街道桥梁都用布幔。士庶男女争相往观，舟车填咽，举国若狂。一般一次赛会或四日，或五日，日费千金。虽然靡费甚多，但上海各地的迎神赛会之风却历久不衰。会上百货鳞集，戏艺纷呈，十分热闹。其中还有各种游艺，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如荡湖船，又名旱船，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戏，是江南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游艺。又常雇贫家男孩，坐于高竿椅上，饰演人物，称为“台阁”，“觅得儿童架台阁，云端鹤立古仙真”，即指此。凡此种种，诙谐生动，招人喜爱，从而达到了既娱神又娱人的目的，因此庙会举行时出现游人接踵，举国若狂的盛况也就在情理之中。
江南地区赛会活动的盛行及其所进行时的那种奢侈风习，经常会遭到当时的一些官员及正统文人批评。例如江苏巡抚汤斌在《奏毁淫祠疏》中，就曾将耗费民财作为民间淫祀的一大罪状，他在批判苏州上方山五通神庙会那种奢靡状况时说：“为五通所据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其害在“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民俗。”但同时代的陆楫却在（（蒹葭堂杂著））中大胆地对奢侈风气给予肯定，提出了“奢能致富”的观点：“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越之奢莫甚于苏杭之民……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酿，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与陆楫同时代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提出与陆楫类似的观点：“即以吾苏郡（苏州府）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其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在杭州，先后两个浙江巡抚的不同作为，带来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人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者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日：“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也。”“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升平，细民益颂祷焉。”（钱泳：《履园丛话》）
不可否认，信仰活动中的奢侈行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的发展，如锡箔业等，这在相关记载中多有所见。如宝山县“三月二十八日举行解饷会，万人空巷，金银冥宝与檐齐，白镪朱提盈筐载道，一炬余烬且值百金。故邑虽贫瘠，浙东锡箔之贾得因谣俗所好，列肆操纵，为商业大宗”。根据民国《章蒸风俗述略》的记载，当时“调查全区纸箔店每年销售锡箔，，岁出以巨万计”。
苏州虎丘山塘的繁华与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有密切关系，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广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可见其生意之兴隆。
寺庙所拥有的田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迎神赛会的费用支出，也维持了一部分与赛会有关人员的生计。例如清代上海县二十六保地区有漕河庙一座，根据附近居民在清道光二年（1822）所立《漕河庙事略碑》（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拓片）记载，该庙拥有的田地被分为几类，其中特别提到了两类田产，被称作是“炮手田”与“轿班田”。据称前者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王维章“买与炮手承种，以充常年工食，其田粮号内众户带完”，后者亦由“十图、十三图众姓捐资买作轿役工食，其田粮由众姓带完”。另外还有三巡乐器田，“昔年吴胜祥经办，众姓完粮，乐工承种，以贴三巡工食”。由此可知围绕漕河庙举行的各类活动中存在着一些职业群体，包括炮手、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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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全国非遗评委 陈勤建
龙华庙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既带有着吴越文化的深厚印记，又展现了上海城市的独特风采。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承、发展、演变以后，龙华庙会已经成为上海，乃至江南地区一种十分重要的庙会文化形式，具有着鲜明的自身持色与广泛的社会影响。龙华庙会是上海本土文化传承、发展的结果，更是上海历代民众智慧与才华的展现。随着时代的发展，龙华庙会必然会日益深入人心，兴盛红火，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与欢迎。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文化研究主任，研究员 蔡丰明
上海龙华庙会，自古至今传承不息，闻名遐迩，影响深远，已融入上海都市文化和民俗，成为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民问习俗龙华庙会之传承，口口相传，固然重要，今已经撰写成专书，更使传承得以切实保障。此为传承上海龙华庙会之不朽盛事，实为利国利民利民俗利传承利发展的无量功德！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会委员，上海师范火学旅游学院教授 范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