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传人之先，士大夫们受学术传统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习惯于在书斋中舞文弄墨，走出书斋、亲身调查的实证风气不被鼓励，致使中国金石学的发展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尽管热衷于户外运动者不乏其人，例如汉代的司马迁在自序中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宋代的沈括推论太行山“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他的研究方向已近于现代的“环境考古学”。元葛逻禄乃贤著《河朔访古记》前，自浙江游历大江南北，考察古迹古物。夏鼐曾经认为葛氏的考察已接近近代的考古调查。明代的顾亭林也“足迹遍天下”，“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但是，这种野外调查之风并没有蔚然兴起。
1898年安阳小屯村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石窟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1926年居延汉简，是近代考古学术史上的三大发现。它们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一亮：原来到野外也可以找到历史材料。
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K．A．哈贝尔来中国探险，却被义和团强行扣留在中国沿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发现药铺卖的“龙骨”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因为中国人相信龙骨可以治疗各类疾病。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研究了哈贝尔的收藏，认为他所收藏的一枚臼齿可能是古人类的化石。这一发现吸引了外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来中国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填补了远东古生物学的空白。
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成为可能。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政府提倡实业，地质调查开始进行。
“五四”之后，各类思想空前活跃，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古史辨”的思潮。旧的古史体系靠不住了，胡适、钱玄同等学者主张用挖出来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民族的历史。
这就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学术需求、社会需求和思想需求。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先后成立了三个与考古学有关的研究机构，各自开展以田野考古为特征的近代考古活动：一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二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三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前两者则更注重历史时期考古。从对外联系看，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与欧洲联系广。
1921年，第一枚北京猿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人。1921年底，北大调整研究所结构，率先成立的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由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主持，同时特辟陈列室，陈列本校所藏的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为寻求与国外考古学界的合作，主动派人访求日本的考古学巨擘滨田耕作。滨田氏为萌芽状态的中国考古学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将考古学与美学相联系，而不仅作为史学的辅助研究；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组建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等；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等。1922年9月，沈兼士发表《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指出“欲扫除旧金石学之弊病，必需集合各专门学者组织古物调查发掘团，用智慧的测量，为考古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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