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便“侯马盟书”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显赫地位，其发起的年代在考古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甚至对侯马盟书的内容也是见解各异。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毕竟时代已经相当久远，而对盟书年代见解的不同，自然也会相应地导致对盟书内容的不同见解。具体说来，考古学家共有四种看法，下面就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是哪四种。
第一种见解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就是晋国世卿赵鞅，也就是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496），盟书的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
支持这一看法的考古学者居多，通常我们也多采用这一看法。
第二种见解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所提的赵北，即武公子朝，也就是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之事。
第三种见解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
第四种见解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侯自立后的遗物。
客观地说，这四种见解都有其合理性，所以到现在考古界人士也没有就盟书的年代和内容达成共识。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其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价值巨大的盟辞文献
“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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