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13位白宫客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总统都可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大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1907年
而今，即使总统个人愿意，他也休想做一个小人物。
——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RichardE。Neustadt），1960年
1954年4月1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开会，讨论一个事关战争还是和平的重大问题。远在越南（Vietnam）西北部的奠边府（DienBienPhu），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包围了法国在印度支那（Indochina）的主力部队，而美国是支持法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关注的是那即将倒下的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倘若奠边府陷落，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顽抗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可能为共产主义力量所控制。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私下里向一位近身助手透露，当时他也考虑过实施空袭，以救法军于危难。但空袭行动必然导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大规模军事卷入。于是，他决定转而采取外交行动，致力于最终将越南分裂为共产党控制的北越和非共产主义的南越。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总统第一顺位继承人、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M。Nixon）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持有异议的成员之一。倘若当时尼克松是总统，他会在印度支那投入美军干涉吗·尽管答案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但尼克松是很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
1965年，林登·B·约翰逊（LyndonB。Johnson）面临着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处境。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岌岌可危，眼看着就要落败于越南共产党。1月27日，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们提出两个方案供他选择：一是谈判，“在不大规模增加军事风险的情况下，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二是“动用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主义者改弦易辙”。约翰逊选择了诉诸武力，他先是下令轰炸北越，继而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作战，参战部队数量不断增加。到1968年，已有50万美军陷入了东南亚的泥淖。是年，约翰逊宣布停止增兵，转而寻求和谈，并声明不谋求第二次竞选连任。
总统的决策再一次遭遇了副总统的异议。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HubertH。Humphrey）在轰炸越南开始后不久，就向约翰逊呈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醒他越南战争不得人心，有难以全身而退的危险，敦促约翰逊充分利用其政治技巧，另寻外交解决的途径。约翰逊对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的这种冒失观点颇为不满，之后便一直拒绝让他参加有关越南事务的会议，直到汉弗莱最终服软，转而支持约翰逊政府采取军事行动。设若汉弗莱是总统，他会采取不同于约翰逊的行动方针吗·答案虽不得而知，但汉弗莱倒是很有可能另辟蹊径的。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制度化的法治政府，而非个人化的人治政府。但上述史例告诉我们，谁是总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总统握有美国的最高权力，具有深远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可都不是这样。譬如英国，由于拥有一种集体领导的传统，即便是出类拔萃的首相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或托尼·布莱尔（TonyBlair），他们对政府行为的个人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更不用说那些普通平凡的首相如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和约翰·梅杰（JohnMajor）了。
倘若那些达官贵人要设计一种居权力之巅者说了算的民主制度，结果很可能会跟美国的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不过，自美国立国以来，虽然总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就在国家的各项政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影响，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却一直是国会参众两院主导着决策过程，联邦政府的项目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都难以称得上是重大的。
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称为现代总统制的权力体制兴起了。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的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的企业家式领导风格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影响得到了大大的扩展。继而，美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和核大国。美国的总统体制也同时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增大了白宫主人们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影响政治决策的可能。
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成为政策倡议的主要源头，国会审议的多数立法提案都是总统提出的。在一个联邦政府日益活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愈加巩固的时代，历任总统都着手利用政府权力的急剧增长来制定独立于国会的政策。总统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景观。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总统就是联邦政府的化身。随着白宫办公厅的成立，总统履行他（总有一天会是她）的职责得到了更多组织上的必要支持。*
当代美国总统权倾天下，这在全球事务中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体现。总统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攸关全人类的命运。二战后美苏之间的全面核对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当然，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采取单边行动的余地比冷战期间还要大，因为冷战期间的人们满脑子都想着相互摧毁的危险，行动本身也会因此得到节制。
虽然总统权力在国内政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要比在国际政治中小，但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总统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否决权赋予了总统抵制国会意志的能力，只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决定。总统对法律的实施和经费的分配亦具有广泛的决策权力。无论总统在国会中得到的支持度如何，他都可以通过引导公众注意力、塑造国内政治议程来获得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即便尼克松和克林顿（BillClinton）身陷困境、有被弹劾之虞时，他们依然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他们继续握有正式的总统权力；身处困境使他们在正常的决策中反而能够先发制人，抢占先机。克林顿甚至在国会考虑弹劾他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在政治上攻城掠地，频频得分。
凡此种种，可能会使人认为总统的领导风格乃是世人瞩目的焦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每一位总统都曾成为那些铺天盖地的作品之主题，先是有关其任职期间的，接着是在其同僚的各种回忆录中，最后是在有关其任期的解密档案研究中。然而，所有这些著作都专注于分析总统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分析总统用以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特别关注总统决策的可取之处，而不注重分析塑造其领导风格的个性特征。
不过，有两部重要著作倒是例外。一部是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总统的权力：领导力的政治学》，该书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出版；另一部是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DavidBarber）所著《总统的性格：白宫成就之预测》，该书出版于尼克松的第一任期。诺伊施塔特关注的是总统利用高超的政治技巧赢得其他决策者支持的能力和获取公众拥护的能力。巴伯的研究重心则是区别分析那些具有情绪上的不安全感并在工作中受其影响的总统和那些具有情绪安全感并全身心投入到富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中的总统。诺伊施塔特的优点在于他对总统政治技巧的重视，吉米·卡特（JimmyCarter）所遭遇的困难印证了这一点。卡特的政策理想由于他本人没有遵循华盛顿政治学的固有游戏规则而备受阻挠。巴伯的长处则在于它对总统心理的关注，理查德·尼克松就是个鲜活的例子，他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这完全是拜其性格缺陷所赐。*
不过，总统的领导效能不仅仅是其政治才能和心理素质的因变量。全面审视历任当代总统的经历可以提供许多教益。笔者的写作目的就在于此，通过集中梳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W·布什（GeorgeW。Bush）等历任总统的领导特质及其对于民众和政界的重要意义，从而给人以启迪。
对于每一位研究对象，我都用一章的篇幅简明地介绍其基本背景和政治风格，以及他是如何行使总统职权的。考虑到战后各位美国总统彼此迥然不同，难以有效地分门别类，于是我力求把历任总统放在他们自己独特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当然，我特别关注事关总统工作表现的六大特质。
第一大特质是总统作为公众沟通者（publiccommunicator）的专业能力，这是总统领导力的外显特质；第二大特质是总统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capacity），即他高效地调动下属、安排其工作活动的能力，这是总统工作的内部运行情况；第三大和第四大特质是总统的政治技巧（politicalskill）及其被用以塑造公共决策远见（visionofpublicpolicy）的程度，这是总统作为政治操盘大师（politicaloperator）的特质；第五大特质是总统的认知风格（cognitivestyle），这是总统赖以处理多如牛毛的大量建言和信息的工具；第六大特质是情商（emotionalintelligence），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称之为“驾驭心灵的应变能力”（thefirmtamingofthesoul），即总统驾驭自己的情绪、将其用于建设性目的的能力，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让情绪侵蚀其领导力。
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总统是永远令人兴趣盎然的，我从1974年初便开始着手对历任总统进行广泛的调研。是时，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宝座已危如累卵。我想搞清楚，为什么这位极富政治天赋、曾在第一任期内取得了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等非凡成就的总统竟会作茧自缚，葬送在自己一手造成的政治灾难之下·但我没有自缚手脚，将自己局限于解答尼克松之谜，而是决定深入探究总统的政治心理，全面研究历任当代美国总统。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埋头苦读那些研究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的文献，深入挖掘历任总统未公开发表的文件，广泛采访众多卸任和现任的总统同僚。我还与好几位我的研究对象有过面对面的交流，获得了大量一手信息，其中三位帮助我形成了本书的基本架构。
1977年，我带着一群本科生采访了刚刚在大选中败北的杰拉德·福特（GeraldFort）。想到总统一职为约翰逊和尼克松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我问福特他是如何应对工作压力的。他的回答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中西部汉子的平和性情：
我必须通过游泳或别的体育运动来消耗那些剩余的精力。……不过，我觉得只要我的同事们能将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人们常说的担任总统的压力就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
第二次是采访吉米·卡特，这次访谈绝对说不上平心静气。1981年1月，卡特对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访问，并在我的总统研究课程上与学生见面。这是卡特卸任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有一个学生问他担任总统最大的收获和最不值得的付出分别是什么。他以严厉抨击民主党未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政策作答，而对他的白宫生活的积极方面却只字未提。
另一个学生说，卡特起初是亲手料理白宫事务，后来却任命了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于是他问道，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发现总统责任太大自己料理不过来了·不知为何，卡特对这个问题颇为不快，否认他曾高调地任命了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随着这场出人意料的激烈争论接近尾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特未能与其他政界人士建立牢固的盟友关系了。
第三次是采访比尔·克林顿，直到1991年最后几个月他才进入我的视野。我对克林顿第一次留下清晰印象是通过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Span）的电视节目。1992年1、2月份，克林顿已成功摆脱了婚外情和逃避兵役的指控，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了一场意外强势的选举活动，并在南部各州的民主党初选中所向披靡，成为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
同年3月，我碰巧看到了克林顿的一个电视节目，他正在对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集会发表演说，赢得了积极的反响，即使讲台上站的是马丁·路德·金，大概也是难以赢得比这更积极的回应的。克林顿的演讲平易近人，充满自信，呼吁制定政策，鼓励人们通过自食其力的奋斗，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救济来改善民生。他解释说，自己也曾在白人集会上提过同样的呼吁，号召全体美国人放下分歧，为共同利益而团结奋斗。
克林顿的这次演说令人心潮起伏，似乎预示着他正大踏步迈向取得丰功伟绩的总统任期。然而，克林顿就职后的前两年却是战后历任总统中最乏善可陈的开局之一。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的多数控制权，克林顿才如梦初醒，进入最佳工作状态。他有效地利用总统的否决权，两次强硬关闭联邦政府，从而从共和党手里夺回了政治主导权。
1996年春，我有幸在白宫拜谒克林顿。当时，我受邀参加赋予总统否决法律条款权力的法案的签字仪式，该项法律授予了总统否决拨款议案中的特定条款的权力。我被带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一群善治政府的倡导者会合，他们也是被挑选出来见证这个时刻的。接着，克林顿走进办公室，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备好的声明。刚开始，他照本宣科，颇为机械；随即，他扔下提词卡，直面听众，侃侃而谈，极具感染力，令人心悦诚服。
克林顿的这次讲话虽然谈不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最高法院后来推翻了这项赋予条款否决权的法律），但他已完全进入总统角色，气势如虹，并对一个硕果累累的第二任期胸有成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主要标志却是中庸的政策倡议、与白宫实习生曝出性丑闻和长达一年的弹劾案。克林顿在第二任期的表现提醒人们：倘若总统的情商不高，总统一职便会成为民主治理体制中的瑕疵。
本书关注的虽然是战后历任总统的领导风格，但却不可能不留下总统们鲜明的、多样性的烙印。总统多样性的指标之一是他们父亲的不同职业。罗斯福的父亲是哈德逊河谷（HudsonRiverValley）的一位富绅；杜鲁门的父亲是密苏里州（Missouri）的一位驴商；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堪萨斯州（Kansas）的一位技术员；肯尼迪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一位百万富翁；约翰逊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Texas）的一位政治家；尼克松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一位小店主。福特的继父是密歇根州（Michigan）的一位涂料生产商；卡特的父亲是佐治亚州（Gerogia）的一位种植园主；里根的父亲是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鞋店工人；老布什的父亲是一位华尔街（WallStreet）银行家，后来成为参议员；克林顿的父亲是南部的一位流动商人，在克林顿出生之前便因车祸早逝；奥巴马（Obama）的父亲是一位肯尼亚人（Kenya），在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ofHawii）主攻经济学时与其母坠入爱河。
据说，在越南，一位空军士兵护送林登·约翰逊穿过沥青铺成的停机坪时说道：“总统先生，这就是您的直升飞机。”约翰逊回答道：“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直升飞机。”每当有人问我我最爱戴的总统是谁时，我总是说：“他们都是我的总统。”每一位当代美国总统都是智慧之源，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总统们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杠杆，让我们能够对他们进行比较分析，深化我们对政治作为可能性艺术的理解。总统一职虽然通常被描述为对任职者提出超人般要求的职位，但这个职位事实上是属于拥有血肉之躯的常人的。如果总统们和那些选举他们的选民不是从零开始，总统们就可以更好地挑起重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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