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大院里，邻里之间关系都很好，春节时候会互相拜年。每次只要有人敲门，我和大哥都会躲到里屋去。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和街坊邻居寒暄。这时候，我二哥就会很大方地招呼客人，闲话家常。我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很腼腆。
父母平时在家机会很少，老保姆总是鼓励我们多到外面去玩。我一放学，便会加入到各种玩耍当中，从摔跤、爬山到打乒乓球、踢足球，都不放过。我可着劲儿地疯玩，全然不去在意每天的挂彩。那时，我每天回家不是膝盖摔伤，就是胳膊划破。就是这样，童年时代在我的记忆里，充满着快乐与自由。
小时候，我好奇心很强，尤其喜欢冒险。有一回，我忽然对邻居家的缝纫机感起兴趣来，便把食指放到钢针下面。这一突发奇想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喜欢玩锤子、钉子一类的东西，老保姆总要为我担惊受怕。每一次我玩剪子，她就会冲我喊：“小华，你要是不把剪子给我，我就要把你的耳朵剪掉！”有一次我心想，为什么不自己剪呢？于是，我真在自己耳朵上剪了一刀。大家没准儿还以为，这是梵·高艺术天分的早期征兆吧？可当我在镜子里看到满脸是血时，吓得大哭了起来。
中国有句俗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学以前，我三次同死亡擦肩而过。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后来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运。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那时候，每星期六，我都要去南口火车站接大哥。他那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老师。从我家去火车站要绕一段路。为了抄近道，我们这帮孩子每次总要横穿铁轨。我们经常从停驶的车厢底下钻过去，然后走到对面站台。那一回我去晚了，一路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大哥坐的火车就要进站，我匆忙钻进一节车厢底下，完全没想到一列火车头正从另一侧很近的地方朝我开过来。
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危险的一幕，只有我自己毫无察觉。幸亏站在车头一侧铁梯上的信号员朝我头上猛踹一脚，把我踢倒在一旁。否则，我肯定会被轧死的。尽管机车紧急刹闸，可车轮仍在滚动。摔倒后我的腿还在铁轨上。
只听对面一个小伙伴大声喊：“周华，腿！快滚！”
我猛地一下滚开了。虽然身上摔得瘀青一片，衣服沾满了轨道上的油泥，但我终归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但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没敢去站台接大哥，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家走，心里灰溜溜的，想着这件事我跟谁也不能说。
半路上有个大人问我：“你是不是刚才差点儿让火车撞着的那个小孩儿？”我点了点头。这时候，和我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邻家阿姨刚好路过，听到了。我母亲和老保姆因此也知道了，后怕得紧，当时就把我关了禁闭。
几年之后，我又一次差点儿没命。那一次，我去部队大院的游泳池学游泳。每天傍晚五六点之间，部队官兵都要去吃饭，游泳池里通常没有大人了。我当时并不熟悉情况，到了水里后才发现，水已深过头顶，双脚根本踩不到底。我赶紧将电影里看到过的姿式踩水拿出来，可一点儿也不管用，只觉得身体不住地往下沉。我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拼命想让自己浮起来。每次刚挣扎着扬起头，喊一声，声音便随着身体下沉被淹没了。我喝了很多水。游泳池里当时还有其他孩子，可都和我一样不会游。幸运的是，还有两名军官正在另一侧游泳。他们发现情况后，马上游过来，把我救了上去。要是他们也遵守纪律、按时就餐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回忆此事了。
第三次危险的经历和火炉有关。北京冬天很冷，气温经常会下降到零下十几度。那时候，每到冬天，我们都要靠煤炉取暖。每晚睡觉前，都要往炉里添煤，将炉口封闭，只留一条极小的缝隙，让煤火在夜间尽可能少地燃烧。如果炉子没封好，炉火很容易在半夜熄灭。那一年，我正住校复习高考。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炉边，弯下身子，想用脸去试试炉火是否正常。不料，炉子上插着一根通火用的铁钎子。我这一低头，铁钎子刚好戳到我左眼。我惨叫一声，只觉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室友开灯一看，都吓得叫了起来。我满脸是血，就好像太阳穴中了_一颗子弹似的。老师和同学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好在这次事故没有对我的眼睛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非常可怕。现在回头来看，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让我懂得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虽逢大难，却完好无损。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北京远郊偏僻的南口小镇给了我快乐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过，有时我也会好奇地想，如果生长在北京城里，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会不会一直追逐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梦想，最终被某个顶级球队选中，成为北京版的贝克汉姆呢？我有可能成为一位乒坛明星、一名奥运选手，或者摔跤冠军吗？
事实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我放弃了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梦想。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打算。那个年代，一切充满了变数。1966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大学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识、学问被视为不光彩甚至反动的事。年轻学生最初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被鼓动去摧毁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一切来自外国的影响。大约从1968年底1969年初开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以便使他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劳动后，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劳作的农民真正走到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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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俞敏洪
周华是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他的自信能打动所有见过他的人。
他具有将一般人认为消极的因素变成商机的超凡能力。而且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总是正确的。
我相信，阅读周先生的书时，你会被带进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可能”世界之中。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前总裁 约翰·夏普
周华是一位卓越非凡的澳籍华人。首先，他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同时，他也是一位胸怀大志、敢于冒险，并富有远见之人。
澳大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并因为有了周先生和他的家庭这样的人而更加伟大。
——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 菲利普·雷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