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c de Beauvoir)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波伏瓦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和鸿篇巨制的四卷本《波伏瓦回忆录》最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波伏瓦访问中国，遂有《长征》（1957）问世。其他重要作品有《女宾》《他人之血》《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等。
    陈筱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考试中心专家组成员。翻译出版法国名家名著多部，达八百多万字，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卢梭的《忏悔录》、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纪德的《梵蒂冈地窖》、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布尔的《昆虫记》和雅克·洛朗的《蠢事》等。 

     法国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先驱、著名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以小说杰作《一代名流》、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及篇幅巨大的回忆录尤为光彩夺目。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20世纪法国一位伟大的回忆录作家，其四部主要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无人出其右。其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录》之《第一卷：端方淑女》（1958）、《第二卷：岁月的力量》（1960）、《第三卷：事物的力量》（1963）与《归根到底》（1972）。这四部回忆录所具有的圣西蒙式的历史社会价值，只有像波伏瓦这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介入者”的作家兼斗士才能提供。此外，还有三部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与前四大部回忆录构成一个编年史般的整体。本书为《波伏瓦回忆录（第3卷）》。 

　　我们解放了。孩子们在街头巷尾欢唱着：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
　　结束了，他们完蛋了。
　　我一直在嘀咕：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都开始了。莫里斯夫妇的美国朋友瓦尔贝格开着吉普车带着我们在市郊游玩。多年来，我这还是头一次乘车郊游。我又在午夜之后，在9月的清凉之中游荡。一家家小酒馆早早地打了烊，但是当我们离开鲁梅里酒店的露天座或在“蒙塔纳”那烟雾缭绕的红色恐怖之地时，我们见到了人行道、长条椅和马路。屋顶上有一些狙击手，当我猜想到自己头顶上方有人充满仇恨地在警戒着的时候，我的心情沉重极了。一天夜晚，我们听见警报声响起：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飞临巴黎上空；几枚V-1飞弹落在巴黎郊外，炸毁了一些楼房。通常消息极其灵通的瓦尔贝格说，德国人已经制造出一些十分可怕的秘密武器。我听闻，不禁心头又害怕起来。但是，欢乐很快便扫清了我心中的阴霾。我们日日夜夜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喝酒、闲逛、欢笑，庆祝我们的解放。所有像我们一样庆祝解放的人，无论远近，都成了我们的朋友。大家如同兄弟姐妹一般狂欢畅饮！笼罩在法兰西上空的密布愁云消散了。一些身着咔叽布、嚼着口香糖的大兵的出现，表明人们又可以跨海越洋了。这些大兵走起路来吊儿郎当，常常跌跌撞撞地沿着人行道和地铁站台走着，嘴里还哼着小调、吹着口哨；晚上，他们在酒吧里迷迷瞪瞪地跳着舞，还大声狂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对于德国人毫不同情而又不喜欢牧歌的热内，在鲁梅里酒店露天座上大声嚷嚷，说这帮身着军服的平民毫无教养，而德国占领者身穿绿色和黑色“甲壳”，也不是好东西！可我却觉得，这些年轻的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却正体现出自由：我们毫不怀疑，这个自由也属于我们，他们将把它传播到全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蛋之后，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扎尔被驱逐之后，法西斯主义将在欧洲被清除干净。法国按照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章程，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之后，是会在没有新的动荡的情况下，去实现其彻底的结构性重组的。《战斗报》的刊头语表达出我们的希望：“从抵抗走向革命。”
　　这一胜利抹去了我们往日的种种失败，它属于我们，它展示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执政的那些人是曾经程度不同地直接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抗敌人士，我们都认识他们。我们在报章和广播中的那些负责人中有许多朋友：政治已经变成一种家庭事务，我们希望参与其中。加缪在9月初的《战斗报》上撰文说：“政治不再与个人分离，它是一个人向其他人在直接演讲。”向其他人演讲是我们搞写作的人的任务。战前，很少有知识分子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所有的知识分子——或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未能了解自己的时代，而且，我们最敬重的那个阿兰，竟然堕落了。我们应该接着去完成这一使命。
　　现在，我明白我的命运是与所有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自由、压抑、幸福和痛苦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但是，我说过我并无哲学方面的雄心壮志。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里，打算对存在继续作一个全面的阐述，而这种存在是依赖于他自身的处境的。他必须确定自己的位置，不仅是通过抽象推理，而且要通过一些实践的选择。因此，他以比我更加激进的方式投身行动。我们总是一起讨论他的态度，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影响他。但是，正是通过他，我才了解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及其微妙之处。在这个方面，为了谈我们，我就必须要谈他。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感到应该接近共产党，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的否定态度与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不谋而合。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失败，不过，我们希望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不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萨特在1939年9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正在纠正社会主义，如果我需要纠正它的话。”可是，1941年，在他组建一个抵抗团体的时候，他将两个词——社会主义和自由——组合起来命名他的这个团体。战争让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首先，战争让他发现了其历史性。而这一发现让他十分震撼，让他终于明白，尽管自己在谴责既定秩序，但却与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冒险者都有其保守的地方：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为了在未来的世界里设计自己的奇思妙想，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萨特从骨子里都想投入写作的冒险之中去，自幼年时起便一心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并荣获不朽的荣光，希望子孙后代为其自身目的，不断地好好利用本世纪的遗产。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忠实于他二十岁时的那种“对立的审美观”：他不遗余力地揭露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但是他并不希望颠覆这个社会。突然之间，一切都分崩离析了，永恒被击得粉碎：他又在一个幻想的往昔和一个阴暗的未来之间飘来荡去。他在用他那“真实性”的道德进行自我保护：从自由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通过一个计划去看待所有的形势的话，那么它们都是可以挽救的。这种解决办法与禁欲主义十分贴近，因为环境除了迫使我们屈服之外，往往并不允许有其他的超越。萨特很憎恶内心的那些小诡计，所以他不可能长期地用口头的抗议去掩饰自己的被动屈从。他很清楚，他并非生活在绝对之中，而是生活在过渡之中，所以应该抛弃“存在”，决心“行动”。他的这一转变过程因往昔的外在变化而变得很容易。他要想，他要写，他最最关心的是抓住意义这个关键。但是，在海德格尔之后，他在1940年读了圣艾克絮佩里的书，致使他深信，“意义”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于世，因为实践优于思考。在“荒唐的战争”期间，他就跟我说过——他甚至在写给布里斯·帕兰的一封信中也如是说——和平一旦恢复，他将会搞政治。
　　被俘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会了他懂得互相关怀；他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高高兴兴地参加到集体的生活中去。他憎恶特权，因为他的傲岸要求他通过自身的才智在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是个无名之辈，无人知晓，但他从零开始，踏踏实实地去做每一件事，从中取得成功，获得极大的满足。他结交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他人；他组织活动，动员集中营里所有的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排演了他自己写的一部反德国人的话剧——《巴里奥纳》，深受欢迎。患难与共、志同道合化解了反人道主义的矛盾。其实，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因为它展示的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如果人必须塑造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一项任务能够激起人的激情了。此后，他便不再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要将它们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将通过构建一个符合自己希望的未来的方法客观地去改变形势，而不是通过主观地承受限定的形势以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个未来根据他所向往的民主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个他曾害怕迷失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才能去除他的这块心病。现在，他既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唯一机遇，也看到了自我实现的条件。
　　《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失败给萨特上了现实主义的一课，他只是在稍后才在全国阵线里与共产党员们一起做起严肃的工作来。
　　1941年，我曾说过见《岁月的力量》。——原注，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分不满，他们曾散布流言蜚语，说萨特是通过当德国人的走狗才赎买到自己的自由的。1943年，他们想要统一行动。确实，据说有一份出自共产党人之手的宣传册，是在法国南方印刷的，萨特的名字上了一份黑名单，夹在夏多布里昂和蒙泰朗二人之间；他把它拿给克洛德·摩根看，后者立即大声嚷道：“真可悲！”随后，二人就再没提过此事。萨特同共产党抵抗运动成员的关系非常友好。德国人走了，他便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右翼的思想家们用所谓的精神分析法去解释他与共产党的这种结盟。他们将这归之于他的放任或自卑情结、他的心怀不满、他的幼稚、他对宗教的怀念。简直是胡说八道！共产党身后有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另外，萨特现在明白，他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将使他对自己进行彻底的考虑。他以前一直把无产阶级看做是一般的阶级；但是只要他想通过文学创作达到绝对，那他的存在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次要的了。他在发现自己的历史性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依赖性，不再有永恒的存在，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希冀的那种普遍性，只有能在世上体现它的芸芸众生可以赋予他。他已经在考虑以后要表达的东西了1952年，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表述了。——原注：对事物的真正的观点就是与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彻底决裂之后的观点；刽子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可受难者却不容置疑地在承受自己的痛苦和死亡，压迫的真相集于被压迫者一身。萨特正是通过被剥削者们的眼睛了解了自己：如果被压迫者们抛弃他，那他就将囿于他那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圈子里。
　　我们对苏联的友谊之情毫无保留；俄国人民的牺牲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意志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因此，在各个领域想同共产党合作都是很容易的。萨特并不打算加入共产党。首先，他太独立，特别是他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分歧。他当时认为，辩证法取消了他的个性；他相信“有血有肉地”直接接触事物的那种现象学直觉。尽管坚持“实践”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很早以前便想着手写一部有关伦理道德书的既定计划。他仍在追求“存在”。他认为，按伦理道德去生活，就是想要达到一个绝对有意义的存在模式。他不愿意放弃——他从未放弃过——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提出的否定、存在、内在、自由的概念。他反对共产党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维护人的人性范畴。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容许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存在；他试图借助于他向他们借来的工具从资产阶级手中将人道主义夺回来。他在运用资产级文化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反过来将资产阶级文化列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出身于中产阶级，但我们想要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架桥铺路。”见《活着的梅洛-庞蒂》。——原注在政治方面，他认为同情者们应该在共产党外扮演反对派在其他党派内部所扮演的角色：既支持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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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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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