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喷油，随即揭开了大庆会战的序幕。妈妈在8月19日才生下我的小弟弟朱小和，12月就去了大庆。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出专家，妈妈陪同最后一批苏联地质专家中的萨尔基相，只到了葡萄花。她与苏联专家都认为勘探重点应向萨尔图方向移动。1960年3月，妈妈扔下家里的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七个月）与石油学院一批师生直接参加大庆会战。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妈妈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份调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心队队长，专搞钻井岩心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当时“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但钻井取心既麻烦又影响进度，一般钻井队不重视。为了提高取心率与保证岩心质量，她带领队员到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心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各级领导与工人的支持下，大幅度提高了取心率，在关键井位上的取心率与岩心质量都达到标准要求。当年大庆会战的条件极其艰苦，妈妈带领全组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心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心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第一座大庆油田“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妈妈还给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她深入浅出，讲得简明易懂，很受好评。指挥部领导们都称她“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一生。上面两张照片并不是妈妈在大庆会战期间照的，那时工作紧张，条件艰苦，根本顾不上照相。这应是70年代的照片，但妈妈对工作的认真与专注是始终如一的。到秋天，北部试采成功，可以肯定找到了大油田。妈妈想起从幼年时就梦想祖国富强，回国时美帝的阻挠封锁、当年苏联背信弃义的“卡脖子”，而我们中国人就是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了大油田，她非常激动。有一次在喇（嘛甸）72井出油时，她喜极而泣，激动得一个人偷偷哭了一场。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现在终于找到大油田了，她的一切努力有了最好的回报。她暗暗下决心，愿意为中国石油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指挥部眼见严冬将临，决定疏散一些人员，首先让有孩子的女同志各回原单位。妈妈按理可以回京，但她认为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不愿离开。指挥部特别照顾分给她一间屋子。这房子据说本是个牛棚，四面围上土坯，安装了必要的门窗，窗上糊纸，稍加修葺，成为前线指挥部的办公点之一。中间隔成一大间办公室，周围隔出三间小小卧室。妈妈爸爸分到一间。那小卧室无法取暖，放不下任何炉子，只有中间的大办公室有一个煤炉，闹不好夜间就熄火。房子整体上通风良好，外面下雪屋里也是一片白。到11月，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晚问会降至零下10℃左右，地上积雪，寒风凛冽，要穿着全部内衣与厚袜子钻人被窝，头上罩着狗皮帽子护住脑袋与双耳，才能睡得着，被子上不是一层霜就是一层雪。大庆会战第一年是最艰苦的，妈妈爸爸一直坚持到年底才回京。第二年再次去了大庆。1962年妈妈再次去大庆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文革”前，我还看到过周总理与妈妈握手的照片，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但妈妈在1976年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写的祭文中，清楚地记下了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的幸福时刻：我们排好队，总理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部长便给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和干的工作，总理总要接着问每个人的家乡和年纪，十分亲切……当问到我时，我说是四川江津人，总理就说：“那是聂帅的同乡了”，问我年纪时，我说有41岁了。总理就说：“我不信你有41岁，起码年轻10岁”。引得大家都笑。和大家见面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后来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他。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妈妈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妈妈为主要参与者。1963年妈妈怀着第四个孩子时，胜利油田在东营地区找到高产油流，勘探进入关键时刻，石油部在济南组织专门研究，指名让她前往。她当时已在孕妊后期，却不顾连续几天紧张的会议与旅途的颠簸，始终坚持工作。我记得她在出差前收拾行装时，带了一个铁饭盒，里边有一把剪刀和几块纱布。我问她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妈妈说，这些东西都用蒸锅消过毒，以备万一。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万一，以后才明白，那是她准备万一在路途中早产用的。当年妈妈就是做好这样的准备出发去胜利油田的，她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耽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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