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很重情义,他一生都十分成念胡适对他的教导。女儿可蕴回忆道:1957年支部找我谈话,让我去做爸爸的工作,要他写文批判胡适。当时爸爸苦笑着对我说:他们(指报刊上刊出批胡适文章)批判胡先生的那些观点,我恰恰认为都是对的,我写什么?我不能批判胡说啊。将那灭顶的压力全担当下来了,直到90年代,他几次对我说:批判胡先生,我没写一个字,这辈子都觉得心地坦荡。
郝斌先生的文章极具可读性和故事性,就是读罢让人感觉十分沉重。他记述了自己和邓先生在“文革”中、在北大的“牛棚”里共同经历过的腥风血雨。其中在回忆完邓先生被逼无奎父待了一桩“罪行”后,他分析道命运操诸人手,不能全听摆布,这是邓先生的总路线。残酷的“从严”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样的事,以邓先生的性格,他断不会接受,他不是那种引颈就戮的人;戏剧性的“从宽”路,人格受辱,那更不是邓先生所能考虑的。两条道路都走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显出来邓先生的老辣智谋,他将计就计,硬是从两不可为之间,推出一条顺水船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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