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烟桥，笔名李雾城，1912年1月4日（农历）911年11月16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观澜镇牛湖村（现属深圳市宝安区）。1931年转学上海新华艺专，开始创作木刻，并加入左翼美联。1932年发起组织“野穗社”并出版该社作品《木版画》。得鲁迅指点，先后通信二十多封。1934年，《天灾》等作品参加巴黎“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绘画与木刻展。在鲁迅选编《木刻纪程》中，《拉》等三幅作品入选。鲁迅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与木刻青年座谈和留影，烟桥亦在其中。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1938年为爱泼斯坦《人民战争》一书作插图。1939年任重庆育才学校绘画组主任。1940年任《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1940年出版《烟桥木刻集》。1946年出版论著《鲁迅与木刻》。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为地下党刊物投稿并设计封面。解放前夕，绘制迎解放宣传作品。

　　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周副主席当晚七时接见的通知，由于过分兴奋，时针也突然变慢，太阳竟钉住不落，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才一步步走近当时国民党当局监视严密、行人稀少的思南路：瞥见一〇七号（现为73号）中共上海办事处庭院灯光明亮，心像跳了出来，马上报名而进。
　　夏夜静静的小院，灯光下，渴仰已久的周副主席，左手抱着右臂，安详地坐在藤围椅上，那浓眉下炯炯有光的眼神，亲切地注视着我，经冯乃超同志介绍后，我几乎忘了握手，慌忙趋前鞠躬致意。周副主席第一句问话是：“听说你最近举行了个人漫画展览，门票收入怎么样，生活还过得去吗？”这才消除了我的窘态，紧张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大概是我以画漫画为职业，答话也带漫画味，我回答说：“蒋介石制造并提供了我画不完的漫画题材，稿费收入还可以。虽然物价飞涨，目下生活还不太受影响。”周副主席频频点头微笑着说：“那就不错啊，物价高涨不受影响，那就好得很啊！”说着便爽朗地大笑。这时，我才发现烟桥、丁聪、同衡等同志已经早到，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下幸福的目光。
　　周副主席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谈话，他讲到解放战争的形势时，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天是一定要亮的。估计三年就能解决问题。说到这里，周副主席伸出三个指头，有力地挥了挥，也许他觉察到我们对“三年”这两个字有惊讶之色，又笑着补充说：“也许还用不了三年也是很可能的。”他这话，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黎明即将来临的喜悦里。
　　深思了片刻，周副主席说：“天是很快就要亮的，可是在天亮以前，还有一段更黑暗的时间。要有思想准备，要能坚持，还要估计到有困难，才能迎接天亮的到来。”接着，又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反应说：“今后这里一些进步报刊可能会遭到封闭，最近《文汇报》就由于发表了触怒反动当局的来信，被勒令停刊一周，白色恐怖是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你们还是有发表的阵地的，反映人民生活的社会漫画，人民是最欢迎的，这仍然是政治斗争。即使情况更坏，还可以画‘小人书’，这是广大群众最能接受、最普及的艺术形式，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在当年黑暗笼罩下的上海，周副主席这一夕谈，正预示着“东方欲晓”。以后我和米谷、同衡、特伟、方成等同志先后转移到了香港，但仍有其他同志留在上海坚持战斗，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我从香港归来，我们几个美术工作者在北京重聚的时候，又一次幸福地回忆起周总理当年料敌于指掌之间的“三年”这两个字，这是翻天覆地的三年，这里，又使我不能不回忆起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国统区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我又一次面见总理的情景。我和特伟同志参加了这次座谈。当我在发言中说道：“解放了，三座大山推倒了，漫画的讽刺对象不存在了，我准备改行，从事画‘小人书’工作……”时，总理插话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依然存在，特别是封建思想意识，不是短时期可以消除的，漫画仍然需要，还应大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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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照片一组

同龄人的回忆
陈烟桥遗作展前言
我与木刻
回忆陈烟桥的一封信
忆念烟桥
忆念陈烟桥同志——写在陈烟桥同志一百岁诞辰
忆陈烟桥
忆烟桥兄
饱含着力量的黑与白——陈烟桥的木刻艺术
忆敬爱的周总理的几次谈话
刻记时代痕迹的版画——《陈烟桥遗作展》追记
烟桥铁笔
美术家喜迎解放
高尔基与鲁迅聊天
忆烟桥伯伯与我父亲的友谊
世交
一幅肖像
《陈烟桥遗作展》座谈纪要

家人的思念
永留心中的父亲
父亲陈烟桥的《鲁迅与木刻》——《鲁迅与木刻》出版65周年感言
回忆与思念——记父亲陈烟桥与版画前辈点滴往事

故乡的声音
最好的纪念
广西的追思
陈烟桥——人民的艺术家
……

行家的研究
附录 陈烟桥：新中国第一代版画家、教育家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