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春与我是邻居，子春与我是同窗，子春与我更是北京人艺子弟，今年逢北京人艺六十周年，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那一出出了不起的剧目、精彩的角色形象、一个个的大演员都出自史家胡同56号这个人艺宿舍大院儿。子春是在那儿长大的，如今她又像小时候一样挨家串门探访人艺的老演员，向她讲述台前幕后，讲述自己六十年的人艺情怀。现在采访已成集，奉于读者面前，为北京人艺六十周年又添上一笔精彩。我期望读者朋友因这册回忆录更加了解、关注、喜爱北京人艺，成为人艺之友，多多走进首都剧场来看戏。
     ——濮存昕

     终于出版啦！方子春姐姐你太棒了，你是为太多人做了件该做的事！
     ——小陶虹

     濮存昕——我终身的挚友
     我还发现他是个有梦的孩子，常常活在自己的梦幻中。他这种时不时产生的云里雾里的感觉持续了很多年，就是现在也能感觉到，让人琢磨不透。也许这就是人们说的艺术气质吧。
     要出书，出版社说请人写个序。请谁呢？人家说，当然请你老同学、现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濮存昕了。说实话，我很不想找濮存昕，他很忙，我知道只要找他，他再忙也会写，但这不是添乱嘛。左思右想还是拿起了电话。人，有的时候就这么自私。
     从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大庆前我就开始和他约稿，他忙得四脚朝天根本没戏。直到我要结稿了，他成了我这次组稿的最后一个采访者。在这期间我隔三岔五地发个信息，提醒他不要忘记这件事，倒是小濮从南京来了个电话，把他的日程告诉了我，听着他那疲劳的嗓音，我内心充满歉意。哦，我不该叫他小濮了，我们认识有五十九年，大家姓氏前的“小”字该改成“老”字，老濮、老方了。
     那天老濮如约来到首都剧场，我跟在他身后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曾来过这个房间，那时这里还是资料室。对，应该是1977年，我还在二轻局的皮革宣传队，队里让我演《兄妹开荒》，我来这儿查资料，资料没查到，在排练场学了完整的动作，借了道具走的。奇怪，现在想想，学《兄妹开荒》不上歌舞团，跑人艺学什么？真是，不论什么事，人艺的孩子都先想到剧院，好像这里是我们的家。
     小濮，哦，又错了，老濮一进办公室就开始把桌上的书和各种牛皮纸袋搬开，他翻看着，低沉着嗓子嘟囔着：“序我早就写好了，可不知放哪儿了，刚在家里找半天，没有，夹哪儿了？”我看得出，长期的疲劳挂在他脸上。“咳，改了好多遍，我都能背下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赶忙劝道：“都能背还找什么，算了，快坐下聊吧。”
     也许是因为我带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去的，濮存昕的状态进入地有些拘谨，甚至杂乱无章。后来谈到演戏，谈到目前剧院的状况和他内心的状态才放松下来，可到最后时间早已超过两个小时，让我很是抱歉。
     我写东西一般动笔较快，可濮存昕这篇文章却迟迟没有下笔。老濮说他给我写序改了好几回，最后落笔时内容都能背下来了。现在该我写他了，也突然觉得很难，几十年的交往不知从何着手。
     我又一次打开录音，从采访的开头听起，越听越不满意，虽然老濮谈的还算本真，但和我认识的他似乎还是有距离。我不想写人们知道的他或已写过的他，我想写一个别样的濮存昕。哪样的？哪样的呢？嗯……这么说吧，就是一个我眼中的再熟悉不过的老同学、老战友、老邻居。
     1953年我们同年出生，他比我小四个月。我们的父辈同是人艺艺委会成员，同在演员二队任正副队长很多年。用苏民叔叔的话说：“我和琯徳很好，从不吵架。”七岁，我和濮存昕在史家小学六一班相遇了，开始了至今的交往。小学同窗六载，文革又在小学多待了一年半。中学就近分配，我们同校不同班一年。之后我插队，他去了兵团。
     在文革中人们为改变命运四处奔走，我开始考文工团，这期间我又时不时遇到他。记得我在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王稼祥老师家学习咽音发声法，见过他；在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的考场上遇到过他，后来他和我，还有一个小伙子又一同坐夜车去济南参加三试。那天我们在硬座车厢整整坐了一宿，我困得东倒西歪的，这时小濮特仗义，他说：“你靠我肩膀睡吧，我不困。”老同学就是老同学，我就真靠他肩上一直睡到济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晚，小濮的肩膀让我压得不定多酸痛呢！
     濮存昕从小就属于那种扎人堆里能被埋没的小孩儿，内秀，又有点小聪明、小淘气。我呢，属于那种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人。说实话，同班的前几年，我几乎都没注意到他，直到三年级的一天，他跛着腿乐颠颠地走到我跟前，叫我“姑妈”。“谁？谁是你姑妈？！”年幼的我又羞又恼地斜瞪着一脸憨笑的他。“嗯，昨天你没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呀，我爸在台上叫你爸‘舅舅’，那我不是该叫你‘姑妈’吗？”嘿！这弯儿绕的！“我昨天是看了，那——那——那——也不许你叫我姑妈，再叫我，我给你告——告老师！”有口吃的我一着急更结巴了。他一看没讨成好，我反倒急了，只好自己踮着脚讪讪离去。
     从此以后我才注意到他，原来他也是人艺的小孩，就住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内务部街胡同36号，那是他母亲的银行宿舍，他上学晚了就从房上翻过来。他爱画画，常写板报到静园才回家。他还和女生跳皮筋，腿不好吧，还抬得特高。
     我还发现他是个有梦的孩子，常常活在自己的梦幻中。他这种时不时产生的云里雾里的感觉持续了很多年，就是现在也能感觉到，让人琢磨不透。也许这就是人们说的艺术气质吧。
     我是个结巴磕子，他有小儿麻痹，我们在班上实在算不上优等生，可没想到，N多年后，我在空政话剧团又遇到了濮存昕。此时他与李雪健等人已是学员班的战士，我因从单位调过来所以按调干待遇，直接算演员。初到空政三年我们各在演员一队和二队，接触不多，但只要见面都会很亲切。
     一日，濮存昕认真地来找我，告诉我他与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宛萍恋爱了，从此，宛萍从歌舞团过来总要到我这坐坐。后来我准备结婚，演出又忙，布置新房，老同学自然搭把手。我怀孩子时，我先生又去广州学习，拉小床、扛米面又是老同学的事情。后来大家分了房子，做了邻居，正赶上小濮下部队，宛萍怀孕，两家刷房子、油地板的活儿，我自然统一办理了。
     我们的邻居做了N多年，这期间在台上我们只合作过一次，就是《周郎拜帅》。他与王学圻演周瑜AB制，我饰小乔。也就是因为蓝天野看了他的周瑜，才把他要到了人艺。而我那个正当副院长的公公宋垠为避嫌，拒绝了让我进人艺演员队的要求，我被迫去了中国儿艺。我们工作分开了，邻居又多做了几年。
     2010年，我们的母校史家胡同小学70年校庆，我们1966年六一班的同学准备出本书，写写自己在史小的成长故事。濮存昕问我：“你给我一个写稿的理由。”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濮存昕，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前半生几乎在一起，同学们身上都有相互的影子……”“别说了，我写。”没过几天濮存昕交来了稿子。
     人们总以为濮存昕是个风度翩翩、文质彬彬的人。其实他还是个很勤快、很细致甚至很有激情的人。那时我先生上班远，平时我家里换个煤气或是什么重活儿都是他。每年开春了，小院里清理尘灰败叶的也是他。有时我房间钥匙忘了带，撬开窗子爬进去开门的还是他。我们有事互相谦让，两个女儿一起玩耍，一起长大。说真的，和小濮一家做邻居真是幸事。哎，你可别以为他是个温和的人，他冷不丁干的事，你想都想不到。
     一天濮存昕来了，进门就问：“哎，前几天你们家油地板的漆还有没有？”我也没问他干什么用就把剩的半罐漆给了他。不一会儿，我就听见院里有人喊：“快去看，大门口有人写标语啦。”写标语？文革早过了，写什么标语呀？我也没理会。过了一会儿，我去买东西走到空政大门口，看见在大门的对面墙上，用暗枣红的油漆刷着几个大字：“拥什么军，爱什么民，修路是真的！”这几个醒目的大字与我们大院门楣上为八一建军节拉起的横幅“拥军爱民”正对着，特显眼。这时有人议论：“本来嘛，看看这路，你挖完他挖，好好的路挖成这样。这一下雨，看看，有人挖没人修。”
     我们住的这同福夹道是个半截的死胡同。最里边是166中学，拐过来是妇联宿舍、空军干休所和空政话剧团。本来人就多，这路又跟安了拉链似的，今儿这个单位挖开合上，明儿那个单位挖开合上。不长的路，却坑坑洼洼的不成样子。平日里还凑合，七月正是北京雨水多的时候，泥泞难走，苦不堪言。人们从这过唠叨几句也就完了，谁想今天来了这么条大标语，够胆大的。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我悄悄走了。我心里清楚这一定是濮存昕干的，那刷标语的油漆我认识啊！
     濮存昕进北京人艺后，我们的接触渐渐少了，他忙我也忙。在儿艺和人艺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剧院里，互相的了解少了许多。这次探访是多年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坐在一起聊戏，聊对人艺方方面面的感受。我发现他变化很大，但是与人为善的本质没有变。
     说实话，我挺妒忌濮存昕的，他在空政话剧团时戏演得没我多，表演水平也并不突出，可到北京人艺后各个方面有很大的提高。记得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我当着同学们的面认真地对他说：“小濮，过去我不服你，现在我还真服气了。”为什么服气了？是因为人艺有太多的好老师，有良好的艺术氛围，让他拔高了，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一直以为老濮到人艺会春风得意，没想到，就是坚决借调他入人艺的蓝天野叔叔，就首先让他感觉到了演戏的难。而在他面对困难时又有那么多老同志及时伸手帮他，这是多大的幸事啊！
     拿他在人艺排的第一个戏《秦皇父子》来说吧——东临碣石巡游时，扶苏站在渤海之滨，面对大海，有一大段独白。当时作为导演的蓝天野老师提示了好几次：面对大海，心中想着秦王朝的伟业。可小濮绷着个劲儿就是不过关。蓝天野说他：“你怎么这么情绪化，假大空地演戏。”再看他，还是没改变，导演就用重复排练十多遍的办法来要求濮存昕，也可以解释成这是对演员的惩治。一遍，两遍，最后导演连看都不看，“再来一遍”。于是“再来一遍”。还是不看，“再来一遍”。当时所有场边的人都在看，在议论，濮存昕脸上就挂不住了。可不行就是不行，假的表演怎么能过关呢？
     十多遍之后，休息。濮存昕都不好意思回座位，拿着水杯在一旁发呆。这时郑榕老师悄悄一招手：“小濮过来。”濮存昕就像落水时有人搭救一般向郑榕老师走去。“小濮，说话别那么说，放松。先解决放松，这是最基本的。为什么你不放松？是因为你没动作。不是词儿，而得事儿，是意思的事儿。”郑榕老师把小濮叫到门外，轻声告诉他。郑榕老师看濮存昕当时还是不理解，接着又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演示了一遍。通过郑榕老师的点拨，小濮茅塞顿开，明白之后赶紧回家练习。老一辈就是这样真心真意地帮助年轻一代。
     其实濮存昕往台上一站，同台的郑榕老师就知道濮存昕在表演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想着要如何帮助他了。郑榕老师最会辅导孩子们小品或朗诵，他教人时总是讲自己走过什么弯路，吃过什么亏，用自己的失败教训教导年轻的演员。
     苏民、濮存昕父子都演过曹禺名剧《雷雨》中的大少爷周萍。我很想知道父子同演一个角色是什么感觉。濮存昕谈到：“演周萍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按我父亲的方法演的，是学习，不是创作，只是在自我条件上的区别。一天，任宝贤在排练厅门口看了一会儿，对我讲：‘你演的太明白了。’就这一句话点醒了我，你按照创意和理解去演，按照设计好的安排去演，和用自己的体会转化成生活在舞台上的人去演，这是不同的。”
     “嗯，父子同演一个角色是这样的，那父亲当导演、儿子是主演时，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我的问题一提出，老濮自然就谈到了他成功饰演的李白。
     他说：“现在演《李白》时，自我感觉化开了。在台上，不是按照安排演戏，要八九不离十，在这个弹性幅度内晃，每天虽然不一样，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但怎么也跑不出一定的幅度，阴阳两极的量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任宝贤老师点到的精髓。
     “影视表演上要追求自然，舞台上不需要自然主义。在《李白》的创作中，我和父亲在创作上曾有分歧。他要求我义愤、慷慨激昂多了一些，而我认为从头到尾全都慷慨激昂也不成呀。我说不上来，但觉得不对，想把李白演得自然些。
     “比如第三幕，李白锒铛入狱，一人在读庄子的《逍遥游》，抒发自己情感的那段情节。他在监狱里，在空寂的环境里生活，一个多月没人理，读‘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我感觉，这里应该松一些。老是慷慨激昂，几场下来嗓子就哑了。老人就觉得，我这是电视剧演坏了，追求自然。我说，自然不是苍白和平淡，自然是上天入地、张弛自如、宁静如弱草、奔放如惊涛。
     “再说二十年前排《李白》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问题突出，当时脑体倒挂，出租司机都比知识分子挣钱多，知识分子想通过李白这个角色来呐喊，作者郭启宏也是想通过李白宣泄中国知识分子抑郁多年的心情。今天不用拿李白说事，还原到角色本身，演了一个真实的、出入自由的李白，像孩子一样的天真，不高兴时破口大骂，高兴起来喜笑颜开、忘乎所以，喝起酒来一醉方休，唱起歌来无拘无束。”
     老濮这段话讲得多好啊，知己知彼，切中时弊。塑造人物，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也要走出来，运用激情与技巧去完成角色。
     老濮在影视舞台三栖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他总结道：“影视方面学来的东西正确地运用到舞台，郑榕老师和董行佶老师在触电以后返回舞台，再反省自己的舞台表演，都有一定的突破。其实就是一个表演空间的问题。在舞台上就是小声说话，也要用腹腔的气息推出台词，观众才能听到。同理，李雪健在《横空出世》中表演，当时没有麦克风，在大戈壁上对着一个师的官兵讲话也要大声喊。
     “我们完成的是向前辈学习，然后摸索着找到自己演戏的方法。有些地方脱胎出来了，但是他们身上好的东西让你看得目瞪口呆。要说创作方法，《甲子园》刚建组，朱旭老师早就拿着《易经》在读了，领会角色。因为老艺术家生活中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们能做到吗？把周围的事全放下？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到，钱要挣，戏要演，名要有。
     “林兆华让演员放掉自己形成的东西，演员找到了办法和感觉，你先放下，只有放下后再生成的感觉，才是真。从排练场的第一天开始，演员艰难地找到了办法，每天执着这个方法，戏就演死了。找到了，好，已经储存在演员的心中，每天再用真实的生活状态调动它，这才是最后的结果。
     “很多演员不喜欢林兆华，是因为他要打掉演员自有的习惯，我跟他排戏，每次都能回到原点，每次都不一样。他排的所有写实的戏全都卖座，比如最近的《窝头会馆》，而实验剧目全都赔钱。他仍旧执着地探索，他是学者型的导演，是位前卫的观众的导演。”
     “他该调到实验话剧院去，”我插嘴道：“戏剧实验没错，但不能把人艺的风格改变了，不能搞一家之言，似乎谁都不如他。”
     老濮嘴角一撇，笑了一下，没理我，接着说：
     “在戏剧专业上，想要为更多观众服务就要通俗一些，林兆华就是不认同。什么是俗？艺是俗，文是雅，文艺就是雅俗共赏。他排生活剧手拿把掐，《窝头会馆》让大家自己来，到关键时一停，指点一下。新的戏一定不能只停留在《雷雨》和《茶馆》上，有太多的可能性。今天我没落伍，真是从林兆华那收获到的。排现代戏我也成，排古装戏和荒诞戏也成。空着台，不看对手，哇啦哇啦地和观众说话，实际上是和对手说话，这种演法全世界都这么演了，这是林兆华告诉我的。”
     我没有打断老濮，心想，不看对手，哇啦哇啦地和观众说话的表演方式，早在莎士比亚的剧目中和许多使用间离效果的表现手法上屡见不鲜了，在空政话剧团时王贵导演就用过多次，老濮有些忘了。
     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这次排《蔡文姬》，向刁光覃老师学曹操，兴趣盎然，每天演出化妆时曹操的一句台词老在嘴里念叨：‘那他是在追慕他们的祖先吧。’我们继承老戏，复排老一辈创作的角色，也像在追慕自己的祖先。我们是经过人艺老前辈们的培养，也在追慕，但是我们也出去玩儿，演现代戏和实验戏，玩完了又回来。
     “有矛盾没关系，和老一代的演法不同也不怕，我要判断和我同时代的观众需要的是什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否产生共鸣。我代表观众，演他们的人生。不仅在戏，在动作表面，而要在心理、精神、生活中，有台上台下的交往，才能成为观众喜爱的演员，这就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老濮还在絮絮叨叨地讲着，早已过了预定的时间。他谈的东西有些我赞同，有些我反对，有些我还需要思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许多年，濮存昕一直在认真领悟演戏的真谛，做人的本真。认真演戏，清白做人——本着这个原则无论何时也错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