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父亲允许我获得和他相反的宗教信念和感情的话,那就会与他的责任观完全矛盾。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让我牢牢记住,对于创世的问题,人们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无法回答诸如“谁创造了我”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回答问题所需的经验或可信的信息。究竟是谁创造了上帝?此问题一出,任何回答都只会增加该问题的难度。同时,父亲知道我对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耳熟能详,也认真地思考过这些问题。我曾提到过,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读了教会史,让我对宗教改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认同宗教改革是抵抗传教士专制的武器,是争取思想自由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战斗。
我由此成为一个从来就没有过宗教信仰的人,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半路抛却信仰,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并不多见。我成长于一个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的环境中,所以在我眼里,现代宗教和古代宗教差别不大,都与我不相干。我觉得我没有信仰,但英国人是应该有的,就像我读希罗多德的书,看到里面的人物有着我没有的信仰,我倒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读历史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即观点各异,百家争鸣,而这些各异的观点又不过是这一事实的延展。然而,这个想法却也对我的早年教育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点是值得注意的。我父亲认为,教给我与世人相悖的观点必须持谨慎态度,不能让世人知道这件事,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将自己的想法保密,这种做法多少有点不道德。我与陌生人交往的机会不多,特别是可能和我谈及宗教的人,我们交谈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我无须在吐露真言与伪装自我之间作出抉择。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仅有两次需要作出这种抉择,但这两次我都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并为自己的怀疑辩护。我的对手是一群比我大不少的男孩子,我的言辞显然唬住了其中一个男孩,但我们却没有继续辩论下去。另一个男孩先是吃了一惊,甚至是有点被震住了,他竭尽全力地和我争辩一番,试图让我相信他的观点,但最终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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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
在欧洲现代史上,从卢梭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一直到约翰·密尔和杜威,政治哲学发挥了可观的公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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