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首先承认了阳明“良知”之学在“吾心自有天则”思想上的正确性。问题在于，他认为吾心虽然有天则，但不必然表明“吾心即是天则”。也就是说，虽然人性本善，但在现实的气禀、习染与物欲之后，每个具体现实的人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善恶。他以圣人与未尝接受学问的人进行对比，圣人如孔子也必须修养至七十才能从心所欲不跌中中介矩，后者岂能超越圣人而有现成的善性？他还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批判，说：
夫子之门，虽以颜、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而以为学，而必待于夫子之裁之。若当下即以所知为良而已，动符圣人，无烦学虑之支离，则何以颜子所见即有不同于曾子？子路所见有不同于冉求？以及子张、子夏、子贡、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终身服膺夫子之教
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岂不是良知所发，由曾言之？则知游、夏、子张所谓似圣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书，昨日读之所见如此，今日读之所见又如此；今年读之所见如此，来年读之所见又未必如此。然昨日岂无良知乎？抑有两良知乎？抑今年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来年乎？然则所谓“吾心自有天则，而满街都是圣人”者，何说也？整奄先生谓“世间岂有见成良知”是也。夫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本谓不学不虑，岂非见成而顾谓？岂有见成？其苦心可思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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