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则主要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来论述道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于封建社会改朔易服的王朝更替,“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这就是要求革命党人尤其是革命领袖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广大群众的道德榜样,以感召广大群众投身于革命事业。否则“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和革命者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也要求革命者必须是“弘毅负重之士”,必须清除一切“富贵利禄的心”;而且在革命时期,革命者没有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显得更加重要。正是出于这些考虑,章太炎提出了“革命道德”的命题。
比较梁启超和章太炎对于道德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发现两者有某些共同之处。首先,梁启超和章太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作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章太炎直截了当地将革命道德作为保证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自不待说。即使是梁启超,他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道德革命”的政治目的,但从他对道德社会作用的具体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道德革命论”是为其维新改良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认为要维新,必须有“新民”,必须有新的国民道德,否则只不过是“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因此“道德革命”就成为实现维新改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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