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的《讲真话（巴金研究集刊卷7）》内容介绍：本书包括：新刊巴金文选、论坛、史料、资讯等从各自的角度披露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其中，彭新琪女士是《上海文学》、《收获》的编辑。1966年“文革”开始时，参加了作协同仁组织的“云水怒”战斗组，后又与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打巴组”。“打巴组”内分死材料和活材料两组分别从巴金作品和外调中找问题，共编印了9本资料，并对巴金寓所进行了“保护性抄家”等。彭新琪根据自己残存的笔记所写的《巴金在“文革“初期》一文披露了从1966年到1968年2月她辞去“打巴组”组长职务期间巴金的表现。欧阳翠女士、邓牛顿先生都是作家，他们分别写的《忆“文革”中的巴金》和《我所接触的巴金》，从各自的角度披露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等在文中还有很多的作家来介绍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

    但是，政治风向一转，“反右运动”开始，他就只有检讨认错的份了。我们只要读一下他那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就可以看出他精神上的紧张状态了。这封信，是由余定的批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引起的。因为巴金在去年的鸣放座谈会上说了一句“把文艺还给人民”的话，余定就推论道：“巴金同志认为现在的文艺不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的”，并质问道：“难道党领导的文艺不是人民的文艺吗？”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一句话，就是要求党不要来过问文艺，要求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监督。”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于是巴金在信中一面解释当时说话的环境和经过，一面赶快作出检讨，承认“那句话的确是非常错误的”。他说，他本来是认为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是必需的，而艺术方面则可以放松一点，但如果照他过去那样要求在艺术方面“让作家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那就“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的后果”；而且把问题提到“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承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文艺思想的混乱”。接着，他还否定了自己在鸣放时期所写的批评“有啥吃啥”口号，呼吁“救救孩子”，以及讨论出版、戏改、话剧等问题的文章，并说：“当时有人说我片面，我还不承认。现在才认清这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作怪。自以为是，一切都从个人的一点狭隘的见闻或经验出发，为了顾全面子甚至强不知以为知，这早已脱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了。”
    这样，他有限的一点独立思考，也全部给否定掉，剩下的只有“错误”了。
    好在当局还要保护一批头面人物，作为装点门面之用。巴金那时还属于保护之列，所以他侥幸过关了，否则，就凭这些杂文和发言，足可以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巴金自己都说，他是一员“福将”。
    但是，这位被保护过关的“福将”，接着也就再次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在各种场合下，赶快按照主流意识来表态。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
    ……

心坎巴金文选
北游通信
附：关于巴金1932年9月的三封佚简（李存光）——兼谈巴金与曾今可
上海风景线
附：简谈巴金的散文《上海风景线》（李存光）——巴金佚文寻探
关于创作计划的通信
关于上海世界语言学会和上海世界语言协会以及
徐声越的情况

论坛
吴中杰 巴金：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
周立民 “真话”与“假话”——《随想录》的核心诉求
胡景敏 行路于暗夜的尽头——论巴金1969-一1980年的思想转变
陈晓明 不可书写的书写与意外的文学性——关于巴金、莫言、阎连科三篇小说的文本游戏问题
张民权 巴金的《激流》和靳以的《前夕》
王 立 《寒夜》中树生的离家出走——巴金笔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破灭
近藤光 雄重读《雪》——“关怀”劳苦大众的独特方式
坂井洋 史关于巴金与缪崇群的交往——一个初步的假设
辜也平 作为经典的巴金文学的当代接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选修课
“巴金研究”学期作业选
田悦芳 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教育中的巴金
叶 开 小学语文教材窜改巴金名作
孙晶 巴金的出版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刘福泉 回归与开掘——谈新世纪《家》的戏曲改编

史料
吴立昌 我与“巴金专案”
彭新琪 巴金在“文革”初期
欧阳翠 忆“文革”中的巴金
邓牛顿 我所接触的巴金
萧斌 如我与巴金有缘
钱虹 巴金：一个大爱无疆的人
李斧温 暖我心的爱——写在我的祖母逝世三十周年
吴念圣 毕修勺年谱

资讯
回响
辜也平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巴金研究文献题录》的价值与意义
刘涛释放《随想录》的意义——读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
记事
石剑峰巴金《家》前身《春梦》首次刊发
黎民 巴金文献整理与研究座谈会召开
巴金文学馆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图片文献展开展
姜泓冰 巴金著作手稿、版本、书名篆刻联展开展
乐梦融 曹禺巴金近百封通信重见天日
古巨 巴金故居（筹）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会
冯源 巴金故居发现大批珍贵文献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