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1976～），山东大学文学博士，2007～2008年作为访问学者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林语堂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

　　《人文精神与当代文化丛书：林语堂的人文关怀》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位既为人们比较熟悉但又评价殊异的现代作家——林语堂。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位以其文学主张和创造实践的与众不同而影响于文坛和读者阅读的林语堂，是撰写文学史时无法遗漏的一个人，因为缺了他，文坛的风景便会觉得单调，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文坛生成的张力性结构更是无从全面展现。但同时却又感到无奈，因为他同样是以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与众不同，而在主流价值视野中不能不被视之为“另类”，在评价上亦势必难以得到准确的评说。在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无论是以文化启蒙作为历史变革之首选行为的时期，还是转换为似乎与之相异的政治革命以后，在为其所分别设定的价值律定中，其实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操纵着话语霸权的统合主义倾向。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即便像文学、艺术等审美性文化创造，也必须在与历史主导力量确立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构中进行或褒或贬的价值衡量，不然就是偏离了“正确”的价值尺度。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期以来林语堂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而凡有较高评价者，又为什么几乎一概被视之为评价的失据。

　　因为有神性的引导与制约，林语堂认为发乎自然、顺乎自然是理想的境界。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人应顺从天道，摆脱外在的种种束缚，尊重内心的召唤，尽情舒展个人天性。他赞赏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活得快乐而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而西方夫妇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不过是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需矫饰，这是一种“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因而也得到他的赞赏。《红牡丹》中，虽然妹妹素馨温柔淑静、聪明解事，“和她姐姐比起来，就犹如一部书：她是诲淫诲盗等章节删除之后的洁本”，但林语堂却在牡丹身上寄寓了更多的文化理想。在正统观点看来，牡丹的所言所行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德行的要求有着巨大反差——牡丹丧夫后毫无悲伤，对她而言，这仅仅是一场无爱婚姻的结束，她要寻求能够令世间男女感到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于是她在寻找过程中数度与男性发生风流韵事，先是倾慕堂兄梁孟嘉的学识和儒雅并与其同居，因年龄差距再又钟情于年轻英武的拳师傅南涛，傅南涛入狱后又欲与婚前情人金竹重续前缘，金竹死后又与有妇之夫诗人安德年产生情感并打算私奔，安德年遇到家庭变故致使私奔计划被弃，最后牡丹在北京与刑满出狱的傅南涛终成眷属。但是即便如此，作家似乎更欣赏牡丹，说她聪明、有主见，高尚而不同于流俗，热切追求理想，虽然牡丹的大胆率真、任情任性，对世俗传统的善良、常人所认为的美德全不在意影响了对她的道德评价，并且，由于过多地偏于人性的自然而使这一人物形象受到非议，但是在这个追求热烈情爱、尽情舒展自然人性的礼教叛徒身上，却寄寓着作家的美好愿望。林语堂深知，男女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尤其在性的关系中，男女间更是有着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这就造成了传统女性的逆来顺受与压抑，并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与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身上。但是牡丹不同，在作者看来，她不事雕琢，不逆来顺受，不矫揉造作，不压抑自我，这就是自然，就是舒展，对于深受封建礼教压制的古老中国以及中国传统女性而言，牡丹的至情至性有着矫枉过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将她与《京华烟云》中的曼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林语堂的这一文化理想显得更加醒目。《京华烟云》所强调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对“顺其自然”思想的注解。姚木兰顺性任情，能够对人生中的一切祸福利害、是非生死泰然处之，从而达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的迎合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的境界。因此，在爱情与婚姻相矛盾的时候，她能够做到超然其上不为其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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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孔范今）
引言 成也是它，败也是它

第一章 林语堂人文思想发展历裎
第一节 激进的姿态——北平时期
第二节 闲适的格调，生活的艺术——上海、国外及台湾时期

第二章 神性思想
第一节 林语堂神性思想概述
第二节 天道循环

第三章 多元文代和谐并存
第一节 道儒释和谐并存
第二节 中西文化和谐并存
第三节 人物形象的理念化倾向

第四章 中庸思想
第一节 中庸之道
第二节 中庸思想审视下的美国
第三节 中庸思想审视下的北京

第五章 都市观
第一节 推崇礼俗化都市
第二节 闲适从容的生活格调
第三节 林语堂与北京

第六章 生命观
第一节 人与自然
第二节 热爱生命

第七章 女性观
第一节 女性崇拜倾向
第二节 矛盾与和谐

第八章 家庭观
第一节 重视家庭
第二节 现代女性婚育观
第三节 老人观

结语 林语堂人文关怀的意义与时代局限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