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林纾是出自至诚地鼓吹“西学可以学矣”，但由于林纾并没有专门地接受过西学的熏陶，因此，他有时却无法划清儒家元典中所蕴涵的仁爱思想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张扬的自由学说的区别，从而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西学常常会有的曲解与隔膜。
一方面热烈地鼓吹“西学可以学矣”，另一方面却不能容忍任何颠覆中学的言行；一方面承认西方现代文明有如“花明柳媚”般发达，另一方面却感叹……古人元气，有厚于今人万倍者”；一方面反对“以腐窳之旧学”抵制西学，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之旧学中“何尝无自由之权”；一方面是试图对西学之流布有所指导，另一方面却是自身对西学理解上的肤浅与隔膜。这一切就是林纾西学观呈现给人们的“现象”。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西学东渐过程的曲折与艰难，有助于我们体味林纾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时特有的复杂心态和观念。以之说明林纾鼓吹西学时态度虽然热烈但却不够激烈则可，以之说明林纾不配称作一位近代引进西学的鼓吹者则不可。
第二节 林纾的中学观
当林纾喊出“西学可以学矣”、“若秉政者斥西学，西学又乌能昌”之类话语时，就意味着他已认识到，单单依靠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中学”是无法实现中国的救亡和强国之梦的，因为对西学的某种认同感总是和对中学的某种危机感相伴而生的。正因为这样，尽管林纾总是自称自己“老而弗慧，日益顽固”、“嗜古如命，安知新理”，但他却也从不讳言中学以及奉中学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同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作为一位文学家，林纾并不以文化研究见长。因此，对中学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及其优劣，他同样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系统的、精深的分析和论述。但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学与中学之争是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因此，在林纾林林总总的文章和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多次提到中学以及奉中学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所存在的种种缺陷，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可贵的民族自省精神。林纾对中学以及奉中学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种种缺陷的反省和批评，大致有如下一些内容：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政体“视民贱，取民多”的弊端。林纾是儒家的信徒，他认为儒家文化的基本信条之一是“民为贵”，然而，在传统社会的施政中，儒家的这一信条却常常被抛诸脑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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