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1971年生，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等著作。
    章开沅，浙江吴兴人，1926年生。1948年11月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肄业。195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90-1995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等。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荣举博士学位，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市民证书。撰著及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张謇传》《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实斋笔记》《鸿爪集》等。
    余子侠（余子峡），湖北蕲春人，1953年生，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先后获得哲学学士、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两级研究生指导教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独撰及合著《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合作）《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日本侵华教育全史》、《湖北考试史》等大型学术著述多套，另参加《陶行知教育学说》等学术著作的编撰。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建立学界陶铸国民：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主编章开沅和余子侠两位老师的意见，这套丛书是要总结现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以使今人“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在今天中国教育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几乎已经不知大学和学术为何物的情形下，这份用心，深值敬重。这也使我想起当年博士论文答辩时，有位老先生问我，何以民国时候的大学办得比现在好？我知道这个问题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且也很好奇，想知道老先生对此怎么看，故而答日“不知”，请老师指教。现在，又已是七年过去了，这本书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自然要交给读者评判。
    最后，应感谢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的章开沅、余子侠、秦和平教授，以及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书中的照片，采自《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陈衡哲早年自传》、《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四川大学史稿》等书，也是应该说明和感谢的。

    不过，任鸿隽的主要目标还是要“从根本上祛吾人胶己之惑，以明科学之入神州，为智识革命上不可少之事”②，亦即要输入西方的科学。不过，当他试图以实效来论证“求真”之学较“明道”之学为“发达”时，无意中又回到了自己所反对的要求当下可见之用的道路上来。实际上，他批评“一二高尚纯洁之士”欲图以个人的魅力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为“无当”而提出建立学界以改善民生的途径，已经蕴涵了这层意思。盖道德之用亦“用”也，且是国人传统中最关注的“用”，离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尚有距离。
    实际上，在近代中国贫弱交加的现实困境的压力下，热心救国之士最关注的其实仍是“用”，且是使中国迅速脱贫和强盛之“用”。顾毓琇（1902-2002）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自己并不反对“中国人学‘纯粹科学…，但只是“感觉得纯粹”的‘科学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③以“最需要的”来衡量“科学”，自然有缓急之分，故所有不求功利的话，根本目标也仍是要落实在“无用之大用”上。就任鸿隽而言，这种“大用”至少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富国强兵这样的物质层面，一是道德风俗这样的精神层面。这些看法一直潜存于他的心中。如前所述，早在到美国之前，他已经在家信中提出了从事实业和学问的理想。彼时他心中所想的“学问”大约不一定是无功利的，但一旦从“不求功利”的层次上理解“学问”，“实业”与“学问”孰重的问题自然也就出现。
    在留美的那几年中，任鸿隽一方面不断地提醒大家“求真”才是科学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又常云，学有两类，一在“求真”，一在“致用”。当然，他在强调“求真”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求真”便不可“致用”，而是从为学态度上着眼。总体来说，任鸿隽一方面确是为科学的效用所吸引，且正欲以此诱导国人走向科学一途；另一方面又害怕过于强调其应用性而使国人误解科学的“精神”，故从表面上看，其立言常常徘徊不定，但也有一明显地由二者并重到渐渐趋重于精神一端的迹象。
    ……

第一章 “灯寒方学剑”——任鸿隽的革命生涯
一 家世与故乡
一 “书生事业”的起步
三 走向革命
四 革命后的反思

第二章 觇国者“先观学界”——任鸿隽的科学观
一 在政治之外求建设
二 徘徊在“物质”与“精神”之间
三 疗治中国学术的“虚症”
四 作为材料、方法与精神的科学
五 民族的与世界的
六 “建立学界”的实践

第三章 推进“人类智识的前线”——任鸿隽的大学观
一 建立学界“尤要”之具
二 大学为“智识之府
三 学术自由与改造社会

第四章 建设“内地鄙塞之乡”——任鸿隽出长四川大学始末
一 30年代初的四川大学
二 任鸿隽接长川大
三 《川行琐记》风波
四 任鸿隽去职

第五章 “以全国为目标”“与世界上求竞争”——任鸿隽对四川大学的治理
一 “现代化”与“国立化”观念的提出
二 “妙选”师资，进行人事改革
三 厚植根基，提倡“自动发展”
四 注重实际，筹划“国难”教育
五 扩大生源，担当“国立”责任
六 倡导体育，洗雪“文弱之耻”
七 培育“国士”，打破畛域观念
八 改进设备，谋划“永久计划”

第六章 “此人已走”——任鸿隽的最后二十五年
一 战时学术的守夜人
二 亲手为事业画上句号
附录 任鸿隽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