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先生的贤嗣王芝琛，以解放后培养出的理工科高才生的出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公心，当然也有为父亲正名的私心，撰写了《百年沧桑》和《一代报人王芸生》这两部著作，还公布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有关谈话，才让我们部分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原貌。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样“自我讨伐”式的长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临终前对张季鸾之子张士基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王芝琛认为，其父当时实在顶不住压力。他的压力有多大？据说周恩来跟他谈过三次话，最后一次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终于在权力意志面前弯折了。
其实王芸生也算是“自投罗网”，当年杨刚从美国回来，奉命跟他谈《大公报》的转向，杨刚虽是共产党员，但也并没有拿枪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解放区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甚至看过延安的报纸关于王实味的报道。但他终于“向左转”，他后来写《和平无望》、《我到解放区来》和《大公报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自愿。
为什么？因为他离不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他希望《大公报》能一路走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公报》的国家至上主义。
张季鸾过去常说：老记者如果不记就成“老者”了。1949年后的王芸生彻底变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论政”已成明日黄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写自传和回忆录。
但是王芸生还算是幸运的，他在临终前终于吐露了心声，于后人这仍是一笔宝贵财富。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记者节社评中的那句话：“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的。”
少年王芸生
王芸生生于1901年9月26日，河北静海人，原名王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常对人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
王芸生出生不久，因为家里破产，父亲带着他从静海来到天津。他曾经流落到天津西头芥园庙乞讨，后来当过厨工。
王芸生聪明伶俐，父母省吃俭用，让他读了私塾。1937年7月，年近不惑的王芸生为《宇宙风》写过一篇题为《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的回忆录，他在文中说：“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
少年王芸生有一个梦，就是进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办的一所中学，也是中国最有名的私立中学。但是他家里无力开销昂贵学费。读了8年私塾后，王芸生便辍学了，他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读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将这些小说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给老邻居“说书”，老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
正是在这家茶叶店，他读到了《天津白话午报》，这是他最早接触的报纸。后来他就到报栏去读报，读到的是《益世报》。久而久之，他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
后来他又到北方木行当徒工，那里有间阅报室，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大报纸。从此，他把工余时间一股脑儿地投入到这些报纸上。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唤醒了亿万青年。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他还参加过声势浩大的游行。 他在1937年10月《大公报》出版的《芸生文存·自序》中说：“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他还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
也是在这个木行，他第一次接触到英文。强烈的求知欲使王芸生产生学英文的念头，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广告，学费约需40元。他硬着头皮向木行副总经理借了40元钱。凭着一股顽强的精神，不长时间他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了。不久他又参加天津新青年会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发音。少年时期打下的英文基础，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王芸生与革命
在加入《大公报》之前，王芸生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也参加过共产党。他是凭着一股热情，带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参加革命的。但是他却带着失望退出了革命。
1927年6月2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登出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退出一切党派，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启事说：“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唯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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