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滉与曹植以后，经书的图表化更加蓬勃发展。朝鲜时代，在四书三经中，尤其是朱子一向重视的《大学》与《中庸》被视为最重要的经书。那是因为《大学》里收入了学者们推广的格物、致知的“知”与诚意、正心、修身的“行”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而且《中庸》寓托了人通过修德而升天的圣人的教诲。若再来观看一下“大学图”，李混照搬权近的“大学图”，即在朝鲜前期广泛流行“大学图”。但是从17世纪后半以后，没有将《大学》三纲领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像李混的“大学图”一样横排，而将止于至善放在明明德、新民的两个轴心下面。这是因为随着加深朱子学的理解，认为权近、李混的图表与朱子之说不符合，此后经书的图表更加精密而且多样化，进而为朱子学的深化发展给予极大的贡献。在朝鲜时代画“大学图”的经学家有五十多位，图表有一百多个。这些图表可分为将《大学》的全体要旨画在一张图表的画和将各章的要旨分开画的图表。将各章图表化的有经一章、诚意章、传第十章。将全体要旨图表化的大概可以分为三至四个类型。因不关本文的论旨，此处从略。
第二，通过“口诀”、“释义”、“谚解”等韩国语实现了只有韩国自己方式的解释方法。因韩国人的语言构成不符合汉文句法构造，所以韩国人曾经从新罗时代开始，在经书的文章里以方言来读口诀。①而且如前所述，从世宗年代开始推行口诀工作以后，到了17世纪初完成了四书三经及《小学》、《孝经》等书的谚解工作。当时在朝鲜，主要经书都编成谚解，相当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具有了将经书能够由自己的方式来做解释的能力，而且可以说明构筑了知识生产基础。若考虑日本的近代化将西洋古典翻译成日本语为基础，那么朝鲜经书谚解创造出了经学的自身体系。因此口诀与谚解工作完成之后，有关这些问题不断被提出异议的过程当中，实现了更加精密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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