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等。
    
    张翼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合著）等。

    1957年中国哲学界百家争鸣，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朱谦之朱光潜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任继愈周辅成汪子嵩朱伯崑陈修斋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俞平伯、胡适、胡风、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思想改造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也应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等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会上，诸位学者“风云守道”，在这难得而又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出自由之思考、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风骨。
    1957年6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出炉，反右派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就此画上句点。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
    方昕
    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我于1955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
    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头，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10余人）多数人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在当时确属难得。
    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
    大家见面时，聊得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大批中老年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往来较多的党政干部，乃至某些资深的高级干部如潘汉年、彭柏山等人都成了“肃反”对象，导致数以万计者被监禁、劳改终身）。此外，致使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毛泽东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
    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那个短暂而多彩的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横断面：
    1956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高潮。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方针”。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
    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此外，毛泽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
    正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抓住机遇，主动发起
    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议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波及其他各教研室。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乃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此一枷锁，成为举办此次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
    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情支持。
    首先是造舆论。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
    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
    第一步，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
    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中宣部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
    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表示热情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
    这里还特别想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间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文革中她遭受林彪、叶群之流丧失人性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
    在同中央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
    中共中央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
    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面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面热心参加救亡运动。在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后，成了当地学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竭心尽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政治压力。同时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多中央党政机关具有广泛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即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
    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
    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的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共同怀抱通过敞开心扉，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和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整个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这不过是支流而已。
    会议谈论的最多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待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是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
    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份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
    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除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他们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惟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
    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次盛会。它同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
    几点遐想
    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北大中哲史座谈会的与会者以及当时关注此次学术会议的人们，就如何评价此次学术会议以及与此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出现那段短暂的宽松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施期为何如此短暂，乃至对这一方针本身置评等等，可谓众说纷纭。
    关于此次学术座谈会的评价，上一节已作简略述评，不赘。
    关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应当说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公开号召全国公众大鸣大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一时间各种批评建议喷薄而出，尽管绝大部分都出于善意，但因有些话题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致使当局惟恐失控，于是，风向陡变。6月中旬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短暂的宽松期结束，高等学校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中哲史座谈会的有些参与者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心的检讨，以求侥幸过关。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当年怀疑双百方针是圈套者，似可说是一语中籖。
    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根由，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的同窗赵修义近期在《不该被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的长文中，把对于苏共长期在思想文化乃至国民经济领域中推行教条主义的严重弊端引以为戒之说，应是可信的。至于涉及提出者主观上有无蓄意应用“钓鱼术”之说（有人曾将当时一再提出双百方针是随后反右运动中应用“引蛇出洞”的“钓鱼术”的一次预演），因求证之难，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存疑似更为稳妥。
    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
    提出并实施双百方针，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做出不懈地努力。
    至此，笔者还拟稍加引申，就有关的两点遐想作简略申述。
    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
    近几个世纪，一个个大国轮番崛起，交替称雄于世。这些国家的强盛，固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分不开的，人们稍加推究，即不难发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也功不可没。比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推动国民教育的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后来居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于二十世纪迅速取代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深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未致美国于一蹶不振。而百余年来，美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难有作为。
    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
    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主要领导人正是之后的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誉满全国。追求民主与科学者不限于学界，其在新兴工人阶级、商界乃至若干政界人物中均有重大影响。
    之后，在当时的联共（布）操纵的共产国际主导中共早年的活动开始，苏联模式对早期的中共起支配作用。于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中止。自此，搬用苏联模式长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式”后遗症仍纠缠中国不止。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即疏远德先生、赛先生，遗害巨大。经济建设方面，虽成就显赫，但失误过多，代价高昂，成效难如民意。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及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10%不到。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众多待解的重大问题。
    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
    哲学，向来就不纯是“书生空议论”，笔墨官司。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

前言
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郑昕 开放唯心主义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朱伯崑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洪谦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汪毅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石峻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
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岱年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朱谦之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韩树英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杨宪邦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张岱年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任继愈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张恒寿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
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朱光潜 谈思想两栖
魏明经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王太庆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贺麟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麟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关锋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张世英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张岱年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华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思 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锋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张恩慈 沈少周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萧萐父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萐父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是有没有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钺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绳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麟 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
关锋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回顾与反思
汪子嵩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
方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我的回忆
周继旨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龙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摧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 霞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霞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洪亮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