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政府利用,并非只具有负面意义,政府利用儒家,正好说明儒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治国价值或者说统治资源,在中国任何统治集团要想有效地治理中国,就必须接受儒家价值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舍此无他,古代如此,现在也仍然如此。不过,政府利用儒家,涉及利用的方式与利用的艺术,要看政府善不善于利用。目前政府对儒家的利用与古代的帝王相比,显然利用的方式与利用的艺术不如古代帝王,比如不如汉武帝,汉武帝懂得要治理这么一个大国,必须从根本上变更国家的主导思想,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而独尊儒术。另外,古代帝王利用儒家不只是停留在赤裸裸的工具性利用的水平,而是尽可能地力图信奉儒家的价值,因为古代帝王知道自己只是世俗权力的所有者,而不是统治思想的所有者,更不是治国价值的确立者,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治国价值属于圣人,所以古代帝王在圣人面前从不认为有属于自己的统治思想与治国价值,如中国古代史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类的提法,故古代帝王在接受儒家思想与价值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时能够表现出更大的谦卑与诚意。再有,古代帝王在利用儒家时知道敬畏圣人,知道儒家有不可干犯的尊严,所以大多能够尊重儒家。而现在政府在利用儒家时不知道敬畏圣人,而是利用儒家搞招商、搞旅游、搞统战、搞宣传、搞形象,功利色彩太浓太明显,如各地政府主办的“某某文化节”之类,表现出对儒家尊严的极不尊重。然而,话又说回来,虽然政府在利用儒家时有许多令人难以接受之处,一但这些利用也正说明了儒家在治理当今中国上有不可或缺的巨大价值,如果儒家在治理当今中国上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价值,那就意味着儒家死了,因为没有人会去利用无价值的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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