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是个多义词，以之衡人，则郑玄解作“倨慢”，《南齐书》“五行志”定义为“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以及《韩非子》“解老”所说的“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都是符合词义本相的直解。
    中国古代论人论事涉“狂”的案例甚多，褒贬抑扬，各攸所当。《淮南子》“诠言训”说：“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门行缪改，终身不寤，此之谓狂。”未免流于繁琐。而该书同篇又云：“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这是根据年龄增长所引起的性格变化，来判定一个人的狂与不狂，一说而已。

    魏晋的玄远任达狂诞之风，一直持续到南北朝尚有风流余绪存焉。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未尝不是此一风气的一个归结点。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其中关于南朝宋初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一语，指的就是此种风气转变情形。所以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但陶的思想属性，寅老以为是“外儒而内道”，而与佛教学说没有多少关联。
    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已经从名教与自然的撕裂纠缠中走了出来，既不必像山涛那样在“宫阙”和“竹林”之间两厢和悦，也无须如向秀一般始离而后附。阮籍似的一面竭力冲破名教的网罗，一面得到“大将军”暗中保护的尴尬，也不必了。他回归到了可以使自己安身立命的“田园”。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由“魏阙”到“竹林”再到“田园”的精神寻游路向的转变，不仅是生活道路的转变，也是个体生命的归宿和精神理想栖居之所的转变。如同寅恪先生所说，陶渊明的“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
    当时的士人其实还有另外的精神栖居点和归宿，这就是佛教和道教。南北朝是佛教大行其道的时期，此一新信仰同样可以让士人得到哪怕是瞬间的安宁。南朝由东晋而宋而齐而梁而陈，二百七十二年的时间，五易朝纲，对浮屠的笃信始终未尝有变。梁朝之武帝萧衍甚至宣布佛教为国教，自己则三舍其身，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北朝虽然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的武帝两次毁佛的举动，但为时甚暂，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佛教在北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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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孔子狂狷思想的革新意义
二 秦汉时期的狂直和佯狂
三 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
四 从“竹林”到“田园”到“禅林”
五 李白和唐代的诗狂
六 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
七 李卓吾“豪杰必在于狂狷”说
八 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和“圣狂”
九 袁宏道论“狂”为“龙德”
十 狂者精神在清代的匿迹和销声
十一 清末民初到五四的顿狂与敛退
十二 狂之两忌：“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
后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