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李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一对彼此的时间，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充分利用回忆、口述、信件、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生重温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白先生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问：“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生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我都来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
    去国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他说：“当年我们《现代文学》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没有省籍之分。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州、泉州等地。政治上是这么弄的，血缘上却很难分。撇掉政治，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为了推动昆曲发展，白先生甘当“昆曲义工”，常到大陆。他谈起感受：“大陆太复杂了，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这是一喜。中国超速发展，也有一忧，环境的破坏，人心的浮躁，需要冷静对待。经济起来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其实都是很困难、很严肃的课题。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都在追求马上见效的业绩。应该坐下来深深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
    白先生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无论是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台湾，还是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由衷感慨：“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能够打破国籍、语言、文化背景的界限。”白先生也坦言：“昆曲花了我太多时间，耽误了我的写作，耗费了我的精力。我希望坐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不用自己做。但是，我眼看着昆曲真有失传的危险，老师们都老了，快教不动了，要快点抢救。”
    白先生说：“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文化。我们有过相当辉煌的文化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式微了，还没恢复过来。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我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

    “文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
    李怀宇：你在台大外文系时，夏济安先生的影响是不是很重要？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学导师。第一，他办了一本《文学杂志》，我觉得是台湾文学、学术水准最高的杂志。《文学杂志》撰稿人以台大外文系、中文系师生为主，也有社会上的作家。我个人就是受这本杂志启发的。第二，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尤其对文字、人性、作家的观点非常独到，具有启蒙性。他很低调，不是像五四运动那样的文学导师。我们几个学生常向他求教，他有一点口吃，讲课紧张。他私下给你的指点，如醍醐灌顶，一点就把你点醒。
    我随便讲一下我的文学因缘。那时候我在台南，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我在地理书上看到，好像三峡建一个坝，中国就会强起来：有多少瓦的电，能灌溉多少田。年轻人那种理想，其实是完全不切实际的。那时只有成功大学有水利工程专业，我就去念成大的水利工程。本来我是被保送到台大的，可随便选什么系。可是，我自己申请到成大，念了一年之后，我想我最多做一个二流的工程师，我的数理科、工程化、设计不行的，也没兴趣。心里都是文学创作的冲动。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了夏先生的《文学杂志》里的文章、小说、诗、译作，如获珍宝。我知道夏先生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中学的时候，我就对他的文学见解很心仪。我父母当然希望我进台大，等于北大清华这种大学，我不去念，跑到南部去念一个学校，他们不解。现在好啦，念了一年，兴趣不合又跑回来。我非常感激父母对我的信任。第二年，我也没跟我父母商量，先斩后奏去参加联考，那时候要填好多志愿，我只填了一个台大外文系，后来就考取了。进了台大外文系，我就去找夏济安先生。
    李怀宇：我在纽约访问夏志清先生，谈了很多夏济安先生的事情。他很怀念他哥哥。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对文学有了不起的见解。他是给你点一下就通的那种老师。他对我也蛮赏识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的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拿给他看，他就登了。第一篇小说就登上我最希望登的，最喜欢的杂志。后来我们自己办《现代文学》，当然受他的启发。因为他到美国去了，那我们自己就办杂志。其实一九五〇年代新的文学刊物已经火苗萌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还有一些诗刊，余光中先生的《蓝星》，还有《创世纪》、《现代诗》等。
    李怀宇：余光中先生写文章说，《文学杂志》夏济安先生是在前面主持，吴鲁芹先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白先勇：他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的。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很老练的笔法。他的影响不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广。夏济安先生很有意思，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中文著作，大多是英文著作，像《黑暗的闸门》，写鲁迅也很深刻。
    李怀宇：他很可惜，最好的年华就走了。
    白先勇：是。但是他的文学见解影响了我们这辈人。他述而不作，有点像孔子那种教学方式。我常去找他聊天，到宿舍去请教他。
    李怀宇：如何理解你这一代所处的文化环境？
    白先勇：那时候文学的火苗已经起来了，欧洲的新潮电影刚好传到台湾来，属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从各方面的管道都传到台湾来。我们这一代是很特殊的。我生于一九三七年，抗战那一年，我的童年在抗战中度过；抗战胜利以后，是我的青少年时代；到了我读大学时在台湾，是安定的一个世界，我们能受到正规的教育。在这些师长的陶冶之下，我们受的教育一方面是传统的古文、古诗，另一方面又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这种环境下的因缘际会，我们就有一种求新望变的心理，因为跟前面一代的生活经验、价值观都不一样了。这是时代造成的。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是一九六〇年创刊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要紧。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已经十一年了，整个社会稳定下来了，我们也成长了。我们的背景，有些是大陆来的外省人的第二代，像我、王文兴、余光中。本省人的第二代也起来了，他们的父兄接受的是日本殖民教育，他们接受的是国民政府的中文教育，他们也成长了，像陈若曦、欧阳子、黄春明、陈映真、施叔青。香港侨生像刘绍铭、戴天、叶维廉。还有像痖弦、洛夫这些军中的大兵，也写起诗来了。
    我算是登高一呼，大家办了本杂志，叫《现代文学》。没想到后来《现代文学》变成那个时候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焦点、摇篮。现在回头看，它的意义在于给这一群人一个园地，如果没有这本杂志，可能我们这些人就都散掉了，可能有的人也不写了，有的人写了也没地方发表，那时候很难发表的。
    李怀宇：有个园地很重要。
    白先勇：我们有这么一块土地，让这些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或者是希望要当作家的年轻学生，这么一群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耕耘。我常常讲，那个时候“文学”两个字是大写的，高高在上，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因为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保守，政治上还是威权时代，但是现在回头想，那个威权时代我们杂志还能生存，这是了不得的，是华人世界里有限度的自由。还好国民党没有把文学看那么重。国民党忙别的事去了，文学是很空的一块，只要不明目张胆地骂当局或者是批评领袖，政治上可以暗暗涉及，不是涉及太多，是可以生存的。所以，有限度的自由，对我们心灵的自由很要紧。那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管道，一种出路。那个天窗，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我们那时候也整个投入，对文学多少有点五四运动的余绪在里面。
    ……

自　序

白先勇：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余光中：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
李亦园：从大视野看全人类
黄进兴：想当世界知识公民
王汎森：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陈弱水：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
张广达：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
韦政通：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怀硕：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痖　弦：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郑愁予：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南方朔：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钱永祥：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林载爵：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
蔡文甫：凡夫俗子没有悲观的权利
隐　地：在出版与写作之间寻找诗意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