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5日，记者在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的京都律师事务所采访了中 国刑辩律师的领军人、大名鼎鼎的田文昌。他器宇轩昂，但又不失儒雅、真 诚。也许觉得记者善解人意，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结果，原先说好的一 个小时采访变成了三个小时。 谈到李庄案件，他首先忧虑的是更深层的问题。他说，古代出现过“腹 诽罪”，文革时期出现过“思想犯”，如今又出现了“表情犯”，这是非常 可悲的。个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二十一 世纪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他还说，赵长青为涉黑被告黎强做无罪辩护，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1849 件证据无一可以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幸亏有人支持他。我 当年只是为涉黑被告做轻罪辩护，舆论就一边倒地攻击我。这又说明，社会 在某些方面还是进步了。他踩出了先行者的足印 采访田文昌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来自媒体。 他是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 国刑法学研究会与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获得过北京市首届“十佳 律师”等无数荣誉称号，还被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 证书。 多年来，媒体一直尊他为中国刑事辩护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 他还是一位学者型的律师，当律师之前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 ，如今仍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他的专著 《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田文昌专辑》、《刑事辩护学》、《刑 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律师与法治》、《刑诉法再修改建议稿》一纸风 行。 作为经验丰富、学术根底深厚的律师，他经常参与立法研讨活动。他还 多次作为中国政府组织的人权代表团成员，参加国际人权对话活动。外交部 曾两次表彰其在对话活动中的突出表现。 专业方面，他以擅长办理各类典型疑难法律事务著称，在漫长的律师生 涯中形成了独特的办案风格。他代理过无数著名的案件，如天津大邱庄被害 人控告禹作敏案、河北企业家商禄案与黑龙江企业家朱佩金案、81名乘客诉 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案…… 2002年，他也曾替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使其一度由死刑立即 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而遭到舆论的密集攻击。有人说他为了钱可以替 坏人辩护，缺乏正义感；也有人说他出名之后，只代理有钱人的案件，不代 理穷人的案件。 伤害之重，直到现在，他都不愿意代理涉黑案件，甚至不愿意对重庆打 黑风暴发表意见。结果，许多人对他表示失望——刑辩律师究竟拥有哪些权 利，怎样做违法，怎样做不违法——他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重庆打黑，李 庄事件，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两句？ 可是，采访他之后，我知道这种质疑纯属误会。 因为，大家希望他说的话，他早就说过了，甚至于在为刘涌辩护之前就 说过了。 早在1994年，他就通过律师李强被抓一案，在《市场法制导刊》上提出 了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风险大、刑事辩护制度必须改革等问题。 1996年，他在司法部举办的全国高级律师培训班上讲课时，向刑诉法第 38条开炮，明确指出，这种规定会使律师遭受职业报复，并一再告诫全国律 师要注意自我保护。 2004年，针对修改后尚有缺陷的刑法，他又在《西部 法苑》上提出，刑法306条款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剑。全世界任何一个国 家都没有这样的立法，对律师单列这样的条款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给立法机关写报告，要求取消306条。 在被人误解的情况下都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久，还做了那么多，他问 心无愧了！ 直到去年11月——李庄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即在全国律协刑委会2009 年年会上，他还将“律师向被告人宣示案卷内容”作为专门议题，并发表“ 律师有责任向被告人告知案卷内容”的观点。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引起 立法者，甚至没有引起同行足够的重视。 黑格尔说，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喜 剧，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悲剧。是啊，历史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从前的故 事。想当初，假如人们对他的意见更重视一点，何至于发生李庄事件？ 好在，他在中国当代法制史上踩出的那一行行脚印，是不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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