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外地出差,他也从不游山玩水,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工作上。1968年,单位派他到北京与北京电机厂搞协作攻关。一天,他在酒仙桥书店买了本书,一上车就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等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坐过了两站,只好下车等返程车。可他看得太投入了,竟然错过了几辆车,却浑然不知。直到他坐过站的那辆车调头时,售票员发现他还在原地,又才把他叫到车上。
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一种自动制版设备,是研制半导体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如今,CAD技术早已取代了这个不起眼的设备,它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图形发生器的攻关却一直是我国电子工业中的空白,它的研制成功为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它也是罗健夫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为了填补我国电子工业发展中的空白,罗健夫受命于文革时期,于1970年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研制图形发生器,并担任课题组组长。从此,罗健夫用他坚强的毅力和不怕吃苦、求真务实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攻坚之旅。
尽管罗健夫勇敢地接下了这一重任,但眼前的困难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得不面对。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化学、集成电路工艺以及计算机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可是罗健夫过去是学核物理的,搞电子设备不在行。在当时,图形发生器是国外“禁运”产品,技术被严密封锁,国内连样机都没有,更别说图纸和相关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那是个动乱的年代,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工作常常受到干扰。困难就摆在眼前,躲不掉也逃不了,那就迎着困难上吧,罗健夫和课题研制小组的同志们没有畏惧,他们已做好了迎接挑战、攻坚的准备。
然而,就在研制小组开始工作不久,组里搞计算机的技术员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抽走去干别的了。研制小组的成员,每个都有各自的攻关内容,这样一来,人手不够是小事,计算机技术支持这块儿立马就出了缺,一时去哪里找人顶上啊。罗健夫急了,找到革委会主任申辩到:“一铆钉一楔的活儿,没人搞计算机,还研制什么发生器?简直是釜底抽薪!”岂料,这样一句在情在理的话,却给他扣上了“独立王国国王”的帽子,让他背上了“臭老九翘尾巴”的罪名。随后的一两个月里,他被大会点名、中会批评、小会勒令检查,“打倒独立王国国王罗健夫”的大字报、漫画糊满了院墙。
接下这攻关的任务,已是让罗健夫和研制组的同志们压力很大,可是在他们最需要支持、帮助和宽慰的时候,反而遭受这拆台、挨整的委屈。罗健夫的心里苦闷得很。恰巧就在这时,罗健夫的二女儿出生了,家里缺人手忙不过来,急需有人照顾,而西北计算机所也有让他回去的意向。
是去是留全在罗健夫一念之间,离开就不再受这无端的委屈了,可是离开也就意味着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宣布告吹,一边是个人荣辱,一边是国家利益,该如何抉择?
从挨批斗以来,罗健夫是拒绝在大会小会上做检查的,但是那天,他在大会上做了深刻地反省,而他的“反省”也给那些给他带“帽子”的人好好地上了一课,让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这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体现了罗健夫对党忠诚、严于律己的博大胸襟,也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曾经批评过他的那位领导:“老罗是个好同志,他的检查说明了他的思想境界,我也深受教育!”就这样,这场风波被罗健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平息了,研制组的工作继续进行着,也正像他讲的那样,他承担起了双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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