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并未打算传位于子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被时人推崇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近百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者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始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导，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时常读之，借以了解社情民意。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拥戴他当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娘的大儿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他的老友、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杨度等筹安会的帝制干将。
还有人说，老袁还曾于昏迷中嗫嚅：“杨度害我……”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河南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在场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老袁：“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喘息着，吐出了两个字：“约法”。
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吴佩孚拒绝苏联拉拢，维护中国主权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盟者变成了屠杀者？权威的教科书似乎一直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向罢工者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想想这句话就觉得不着边际：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哪需要对辖内铁路上的工人们“伪装”？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数据丛书》，正是这套重新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红宝书”（该书不仅封面为暗红色，而且还真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让我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还真未可知哩！
越飞（Abram Adolf Abrahamvich Joffe），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其肉麻的程度，现在读来还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且看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A.I.Gekker）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你看，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已离开政权中心的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又与盟友张作霖为争华北的地盘打起来了，用苏联的枪炮武装起来的冯氏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不得不宣布下野，其部下则通电全国表示要“迎吴讨奉”，即迎回吴佩孚领导他们讨伐张作霖。吴大帅正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欲与奉张决战。只是，老吴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对“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因为他们也信此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尽管他拥有“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也尽管他麾下的军队让苏联人看到了“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但一个无限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末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因奉派参加日军谍报小组而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国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半个多世纪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时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的硬汉子。
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须记，在北洋政府时代，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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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文武北洋》把段祺瑞的血肉写了出来，第一版我买了不下100本送人。
——《领导者》杂志社长 周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