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由希腊走来(欧洲自我意识的转折点17至18世纪)》整体研究的核心理念,是想竭尽全力回答如下问题:为何只有到了17世纪末那个年代、欧洲才开始“关注”光荣的雅典城?为何在此之前对雅典“不屑一顾”?却又在此之后对它心血来潮、兴趣陡增?又是哪些因素使得雅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悄声无息、无人问津?最后,对希腊和欧洲来说,为何在遭遇雅典上反映如此强烈,效益如此显著?这座城市自19世纪起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叫人无法对上述问题轻易作答。历史事实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长久以来,巴台农神庙一直伴随着与其毫不相干的面孔和用途,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名分;它被异化的年头,大大超过了它被奉为雅典娜神庙或希腊文明遗址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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