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定位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阶段
沈教授认为，在引进与创新方面，经过20世纪50-60年代引进苏联、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70-80年代对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进入了创新阶段。在引进国外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多卷本《东亚视角中的日本历史》的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表明了“建立有中国特色又走向世界的日本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①。换言之，《日本学》在创刊之初，就与其他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学术刊物一起，成为迎接这一新时期到来的学术研究园地，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发展机遇。
沈教授认为，某些问题应给予关注和解决。例如，在引进与创新的关系上存在的误区是“只从国内角度看创新”，“但从国际上看，不过是国外某种理论方法观点的翻版，并无新意”；“盲目轻信他人的结论”，“创新似无是非之分”以及“引进不结合中国国情”等，结果造成“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用的都是别人的”“失语”现象。②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中日文化交流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在资料搜集、研究人员和图书交流方面，存在巨大的障碍。到了“文革”十年期间，中日文化交流更加困难乃至出现极端化问题，中国的日本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并逐渐规范化、稳定化，走出国门前往日本开展现场研究、搜集资料、接受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与日本学者开展面对面的对等交流等。这样，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日本研究界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乃至日文汉字都对中国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理论素养不甚高、国学根基欠缺的研究者来说，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和化”，在“失语”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发挥日本学术传声筒的作用。这种现象，在12年前已经存在，并且在12年后的某些场合甚至愈演愈烈，令人感觉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没有免费午餐”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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