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1.2中可以看出，在大量没有太高技术要求的行业中，教区学徒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一些工艺要求比较高，行业地位和身份比较高的行业中，贫困的教区学徒跻身于其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从前工业化时期开始，教区学徒的身份更主要是佣工而不是学徒。这可以说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社会现象。保尔·芒图认为，在前工业化时期织机编织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对立中，“最常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学徒问题：老板雇佣很大数量的从教区贫穷儿童中招来的学徒，这便相应地减少了成年工人的工作和工资。1710年，伦敦织袜工人在抗议这种学徒制的弊端未见成效之后，便实行罢工，并开始破坏织机来对老板进行报复”。①从性质上说，教区学徒带有更多的劳动佣工的性质，而较少教育的性质。在工业化早期，工厂制刚刚形成的时期，教区学徒甚至成了许多新兴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关于这部分内容，前面已经进行过详细描述。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以前，下层儿童的生活主要以劳动为主。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和乡村家庭手工业，都离不开儿童的帮忙。这是下层儿童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这正是笔者对19世纪下层儿童生活进行叙述的起点。从前工业化时期向工业化早期的过渡，在经济和杜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下层儿童的经历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个过渡时期复杂的经济形态并存的状况使得前工业化时代下层儿童必须参加家庭生产劳动的传统得到了强化，儿童劳动的重要性也比以往有所加强。而生产形式的变化，使得贫困的家庭对于子女收入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家庭之外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市场开始出现。因此，19世纪童工劳动的某种雏形开始在这个时期出现。与下层儿童的劳动生活相比，他们的教育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讲，当时非常有限的教育设施基本上不能满足下层人民的教育需求。除了少数由教会团体创办的慈善学校之外，真正能够对下层民众敞开大门的初等教育机会非常少，下层人民有限的识字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下层民众自己的私立学校或家庭幼儿学校的教育。国家对于下层儿童的教育问题完全是听之任之的态度，教会团体对下层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是从道德教化和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考虑的。这就是19世纪以前下层儿童生活的概貌：劳动是绝对的需要，教育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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