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宪是13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年仅15岁，生前是上海五四中学的一位中学生。经记者多方寻访，找到了胡文宪的哥哥胡文亚。现年57岁的胡文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弟弟正好是在学校上课，知道发生了火灾，一起上课的同学就朝文化广场的方向跑过去，当时路口已经封锁了，他就急中生智，爬上救火的卡车，进去以后抢救地下室的国家财产，当时有两个救火的同志晕倒了，他把他们救出来，他自己再冲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说到这里，胡亚文汨眼朦胧。如今这13位烈士，静静地长眠在上海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那么，文化广场的那场火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经调查，原来当时文化广场正在进行大修，房修队在维修时违规操作，一名维修工在使用冲灯时，气打过了头，导致火油往外冒，他手烫得拿不住了，就把冲灯扔在了芦苇层的隔层里，火就这样烧了起来。这是一个责任事故，和阶级斗争无关。1970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重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又开始一次变脸。文化广场是上海的一个地标，如果你打的去文化广场，的哥肯定不会问在什么路上，而是一踩油门就上路了。不过，还有极少数的老年人会把那地方说成跑狗场，的哥就会被搞糊涂了。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文化广场的前身，就是跑狗场。近代世界的赔狗业产生于英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行当跑到了东方，来到上海。1928年，一个名叫邵禄的法围商人在法租界的这个地块上开办了逸园跑狗场。88岁的李明藻老人还记得当年跑狗的情形：“一次跑八条狗。八条狗领到赛场，有一个电的兔子，电钮一按，八扇门弹起来，八条狗全部冲出来追着电兔车。电兔车不会被狗追上的，因为电力会把速度控制着。跑到最后，哪条狗在前面，买了这条狗奖票的人就发财了。”今年80岁的姚祖浩老人还记得小时候看到跑狗场的门口满地全是废票，“第二天早上去，门口地上有许多废票，买到票中奖了，就可以凭速张狗票领奖。如果买的狗票没中奖就变废票了，到处都是满地乱丢。”逸园跑狗场的英文名称是canidrome，它的中文谐音是“看你穷”。的确，当时因跑狗赌博而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而对跑狗场的老板而言，那就是“看他富”了，仅在1938年，这个跑狗场的账面利润就达到360万银圆。在那个历史年代里，人们习惯把逸园叫成跑狗场，以致后来很多人都以为逸园只是跑狗。其实不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租界收回，上海的狗业也被禁了，逸园也开始了变脸。1946年的春节里，驻沪美国海军别出心裁地举办过一次黄包车皇后大赛，也就是让每一辆黄包车上坐一个美女，看哪个黄包车车夫跑第一，这辆车上的美女就被封为黄包车皇后，这次比赛的起点设在外滩海关大楼，终点就在逸园。比赛当天人山人海，逸园看台上更是坐满了看热闹的中外观众。第一个跑到逸园的黄包车夫是个崇明人，他被戴上了象征冠军的花环，而金光闪闪的奖杯则给了车上的美女。那年代，逸园虽然不跑狗了，但名堂还多着呢，那里设有旅馆、餐饮、舞厅、球场、露天电影院等，是当时上海滩上很有人气的休闲娱乐场所。解放以后，逸园变脸，成了文化广场。2010年10月的一天，记者前往上海华东医院去采访86岁高龄的文化老人黄宗英，这次采访是有备而来的，先用笔记本电脑给黄宗英播放了一段60年前的新闻影片。影片反映的是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逸园举行，影片中有黄宗英在大会上发言的镜头，当时年轻漂亮的黄宗英代表文艺界在大会发言。这段影片勾起她的回忆，她很激动，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会，第一次作为代表发言，旧社会我没有开过会，开会两字对我很陌生。所以那时候，从逸园开完会回来，赵丹说，你们开会小组讨论，讨论些什么？我说我闹不清楚，他们老说台阶台阶。他说什么台阶，是说阶级吧？我说对对对对，是说阶级。说阶级我也听不懂，什么事都觉得很新鲜。”黄宗英还回忆说，“当时他们在会上还把所有的钱都买了折实公债，大伙都是很热情的，对新社会充满了希望。”黄宗英把阶级听成了台阶，想想也对，阶级这个词的本义也许就是台阶。看来，还是赵丹的政治意识更强一些。由于逸园场地大，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很多群众性的政治集会放在了逸园召开。连从来也没开过会的黄宗英也要开会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通过多集会，开大会，把人聚拢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发动和引领上海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2年4月，经陈毅市长的批准，将原来是露天的逸园跑狗场改造成能遮风挡雨的大型室内会场。当时取名为“人民文化广场”。同年11月正式命名为“文化广场”。竣工后的文化广场能容纳1．5万人，新建1000多平方米全上海最大的舞台，因为要支撑起上海最大的屋顶，所以在会场里有不少的柱子，坐在柱子后面的人开会无大碍，只要耳朵听就行了，看演出就有点麻烦了，一柱障目。会场里全是长条凳子，当年没有空调，夏天为了通风的需要，场馆的两边是镂空的，到了冬天，场馆的两边搭起了芦席棚来遮挡寒风。1969年的冬天，就是因为房修队的工人由于操作不慎，点燃了芦席这种易燃物，酿成了大火灾。尽管在文化广场的正式名称中，原有的“人民”两字被省略了，但是它的群众属性却明明白白的，当时上海的人口总数600多万，而文化广场每次开会或演出，全上海差不多每400人中就会有一人来到文化广场。当年的上海人走进文化广场，不仅是开大会，有时也来看演出。当年的文化广场有上海最大的舞台，也是可容纳观众最多的剧场，像前苏联的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中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都来到文化广场演出过。关于文化广场的文艺演出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64年的6、7月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两次来到文化广场，看的却是同一台文艺演出，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5月，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隆重开幕，这届“上海之春”推出了一台由300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也称“大歌舞”。演出很精彩，尽管文化广场内柱子很多，坐在柱子背后或场子后排的观众会看不见或看不清舞台上的演出，但人们还是如潮水般地涌入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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