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中国南方，经过两汉以及孙吴的经营和开发，直到两晋时，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域的沿岸，限于从荆州南下，经湘州越五岭至广州的交通线上，限于沿海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而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山区，都是由蛮、俚、僚、傒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或部族（甚至还有氏族、部落）居住着。汉族的地狭人少，与少数民族的地广人多形成对照。但是，经过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从北方南迁的大批汉族人民，与土著的汉族人民汇合在一起，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广大的地区内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了。除今江西西南部沿赣江流域，四川中部和北部沿嘉陵江和岷江流域，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外，还从长江中游向南，沿湘水、赣水、郁水流域，向两岸地区伸延扩展；并波及钱塘江、瓯江、闽江流域，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在南方出现了由点、线联结成面的新局面。
汉族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与北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北方的民族同化，是在汉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崩溃以后，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汉族处于被征服、被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被征服民族同化了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民族。南方则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处南方的汉族封建王朝，特别是南朝时，由于土宇日蹙，人口日少，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扩大劳力来源，增加财富，必然对居腹心地带，人口众多，对封建政权征收赋役，提供人力、物力有重要意义的南方各少数民族加强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统治民族同化了文明程度较低的被统治民族。
蛮族，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其乘西晋之乱，从湖南、湖北扩展而出时，仍处于奴隶制社会。至刘宋时还是“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檐，便弩射，皆暴悍”，而且“言语不一”①。而俚族在东汉时代，由于汉族封建官吏“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才“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以礼义”①。有的在刘宋时还“皆巢居鸟语”②。可见俚族最早在东汉时才进入阶级社会。向居山险，少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僚族则过着“略无氏姓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③的原始社会生活。晋、宋时才进入“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的奴隶社会。④显然，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相比，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或部族是大大落后了。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民族同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斗争的过程。一般说来，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总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因此，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蛮、俚、僚、侯等族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故西晋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和大明中期，先后有蛮、俚、僚诸族自愿“归化”，编入汉族州郡县。南朝时，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逐渐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再以蛮族为例，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蛮族与汉族一样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农业方面生产米谷，手工业方面生产布绢，南朝政府对属郡县的蛮族征收的资费与汉族完全相同。其次，南朝蛮族逐渐归州郡县统辖，直接变为汉族封建政权的编户齐民，服役纳赋。正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说：“蛮民顺附者”都输赋税。再次，蛮族上层有的拥有大量的部曲，刘宋末以功封为征虏将军的蛮帅田益宗有部曲4000余户；南新郡蛮帅田彦生有部曲6000余户。梁代沔东太守蛮帅田清喜、定州刺史蛮帅田超秀等，都有一批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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