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上层人士整风
一 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在云南，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也是由整风反右派而引发的，其批判对象主要是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和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1958年，云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反右补课”运动，深挖党内的右派分子。在4月召开的省委一届六次全会上，首先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和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并通过决议“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接着各地各部门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提出的深挖这个“反党集团”的“钉子”、“爪子”和右派分子的指示，也仿效清理出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在这次“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是原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值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被戴上“地方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
云南的壮族地区也上行下效，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打击“地方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名，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熟悉本地区和本民族情况的壮族干部，使他们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长期蒙受冤屈，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山地区，1957年地委根据省委的部署.在全区开展整风和反右运动时，就结合民族归系问题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将对民族归系问题谈了些不同意见的龙明传（壮族）等人打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1958年建州时，龙明传曾被选为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但很快却因此而下放回乡劳动）。许多原来战斗在滇东南中心根据地的地下工作者、“边纵”人员和地方干部都受到了打击。丘北县的壮族干部何季华，是中共在丘北县发展的第一个丘北籍党员，他1947年被地下党员何现龙（后任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副司令员）介绍加入党组织后，利用自己担任县教育局长的合法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丘北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师生及社会青年参加革命，并以聘请教师为名，从昆明带来党的地下工作者10余人安置到县内各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自己则经常以视察学校的名义，到各地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和了解各地活动情况向党汇报，并以各种名义经常与地方上的壮族上层人士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政策，叫他们靠拢人民，从而把一些进步人士团结到党的统一战线上来。朱家璧、何现龙率领“一支人民的军队”进入丘北开展武装斗争以后，他又根据党的指示收集情报，组织内应，动员师生和社会青年参加革命武装，配合部队解放丘北县城。丘北县城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县人民民主政府的秘书、副县长、县长等职，在建政、迎军、剿匪中做了大量工作。1951年调任文山地委统战部秘书以后，还同时兼任西南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样一个经革命斗争锻炼的有功之臣，也在打击“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以后被开除了党籍，后又被送劳教，最后病逝于劳教所里，结局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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