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谏
　　中国古有“尸谏”之说。典出《韩诗外传》，说是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病死前立下遗嘱，命其子不可在正堂治丧，因为他生为人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卫君去吊丧，得知此语，立即召蘧伯玉而贵之，同时黜退幸臣弥子瑕。《韩诗外传》因此称道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很可疑，这里不去说它。故事本身表明，所谓“尸谏”，在西汉经今文学家眼里，无非是臣子生前以言正君，不被采纳，死时命家属不依礼停尸，以引起国君注意而改正过失。
　　但不知从何时起，“尸谏”的涵义，变成了把自杀当作谏君的最后手段。
　　明嘉靖间海瑞上疏“骂皇帝”，事先预备了棺材，那是向皇帝表示不怕死，宁毙于廷杖之下，仍要危言谏君。后来杨光先在崇祯中舁棺上疏，控告首辅温体仁，不过是对海瑞的拙劣模仿，制造轰动效应以侥幸得官而已。但这都证明，迟至明末，“尸谏”仍不意味着自杀。
　　岂知时至晚清，却出了以自杀为“尸谏”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道光朝的重臣王鼎，一个是光绪初的小官吴可读。
　　二王鼎的死
　　陕西蒲城人王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中进士，点翰林。据《清史稿》说，他为人极重操守，“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据《清史列传》所载他的履历，他由翰林院转詹事府，坐了多年冷板凳，只因无人保荐，直到嘉庆十九年才被皇帝发现是个人才，升为侍郎。从此在吏户刑工四部转来转去，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任军机大臣，显然由于他已成为帝国政府的首席财政专家。次年他便补户部尚书，时间长达十年多。
　　王鼎主管户部的最大政绩是整顿盐务积弊。食盐专卖是清帝国税收的最大来源之一，也是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的主要渠道之一。王鼎首先清理了北方盐商积欠官府的债务，采取豁免旧欠、贴补运费等手段，使长芦盐务税收大增。但他的主要视线在两淮盐务。
　　淮盐的产量质量均居帝国首位，无论官商民都看成是利薮，产运销各地的官吏、军人、专卖商及土豪、劣绅、黑社会，无不从中捞取油水，因而贪污最烈，盘剥最甚，关卡最多，走私也最猖獗，落到盐工和广大平民头上的负担也最重，国库收入反而有减无增。
　　这种情形，在道光即位后越发严重，一大原因在于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徽州“纲商”首领之一的曹氏家族，出了个首辅曹振镛。关于此人的政治作为，我已在前文指出。此人表面憨厚，实则按照中世纪任何时期的标准，都属于加剧政府腐败趋势的“奸相”之列。他在道光朝三十年的前半期，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并且是道光帝为太子时的师傅的身份，敢于当皇帝面排挤同僚，可谓权势可畏，当然成了两淮盐务中官商狼狈为奸的保护神。王鼎要想整顿两淮盐务，即使稍微触及“纲商”，也无异于冒犯宰相家族的世袭权益，何况他的目标是取消“纲商”包揽淮盐产运销的特权。
　　因此，当两江总督陶澍提出改革两淮盐务方案以后，如果没有王鼎在帝国政府中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职权从中主持并前往江宁共同策划，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那过程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王鼎拉住了户部满侍郎宝兴，与陶澍共同提出整顿淮纲全局章程，用杜绝走私以确保税收并纾解民困的名义，打动了皇帝，使他同意裁撤两淮盐政，使“纲商”失去代代传承的权力依托，又同意把专卖权力分散给来自各省发给许可证的“票商”承包，使大盐商的垄断利益分散给相互竞争的小盐商，从而保证国库收入。此计果然奏效，道光中叶的两淮盐税年增以银百万两计，经济史家也由此盛称陶澍是这时代最出色的地方改革家，并且争论这一改革是否陶澍幕府中策士魏源首先提出的建议。但无论如何，在封疆大吏仍然仰仗专制君主鼻息的鸦片战争前夜，没有皇帝信用的财政大臣居间主持，任何整顿地方税收积弊的愿望，再良好也只能止于愿望。
　　有趣的是曹振镛的反应。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世以盐业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此称之。”
　　但曹振镛真的从内心赞成这项改革么？有史为证，在改革章程被皇帝批准后，王鼎便“寻以失察捐纳房书吏蔡绳祖等私造假照，降二品顶带”，时在道光十年。次年初即被排出军机处，去署直隶总督，“恭遇五旬万寿，赏还一品顶带”，随即又因失察清河县民传播邪教，“镌一级留任”。直到道光十五年正月曹振镛死了，才在次月被任为协办大学士，上距他入军机已有十年。照帝国旧例，任军机大臣兼尚书，应该很快入内阁。但王鼎不但等了十年才获得内阁副职，还要再等三年，七十二岁了，才被皇帝授为东阁大学士，成为第二副首相，尽管那时作为军机大臣的资历，他已超过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首席大学士潘世恩，堪称帝国政府最为元老的重臣。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鸦片战争发生，王鼎又成为主战论者。他的具体主张，已经于史无征。我们但知他在次年七月英国侵略军再度北犯闽浙沿海之后，作为帝国中枢主战最力的领袖人物，突然被皇帝派往河南，主持堵塞黄河决口的河工。道光帝和他的参谋总长穆彰阿，没有料到时隔半年，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便合拢。皇帝也不得不明令取消上个月因河工险情而给王鼎的“革职留任处分”。皇帝更没料到，他派王鼎出督河工，同时命令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往东河总督麾下效力，给两人造成了相处的机会。帝国政府现任的主战派领袖，与前任赴广东禁毒的钦差大臣相见恨晚。致使河工告成之后，年届七十五岁的帝国头号元老、政府三号重臣王鼎，悲林则徐的不幸，愤穆彰阿的卑劣，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与“英夷”议和，得到的回应却是皇帝说他积劳成疾而需要休养。对于毕生“忠贞致身”的王鼎来说，这无异是得到了皇帝下达的箝口命令。他要么尸位素餐，要么呈请退休，否则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坚持忠君爱国的信念。看来王鼎选择的是末路。于是徘徊数日，他果然“闭户自缢”了。
　　相传王鼎自杀前留有遗书，内容是控告穆彰阿，保荐林则徐。但他的政敌，似乎嗅觉更灵敏。道光帝信用的前后两任首辅，曹振镛和穆彰阿，在朝廷内都建立了效忠于己的班底，尤其重视在军机章京中安插亲信。当时最受穆彰阿宠任的军机章京陈孚恩，首先发现王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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