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外,往往超过想象。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绪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伊藤访华,尤其是这次接见,在当时清廷的“政治生活”里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只是未料,两天之间,清朝政局反转倾覆。前一天还“亲切”接见外宾的光绪,此刻已失权柄。
为什么伊藤博文会恰逢其时在这个历史现场?按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其《日本政治史》里的解释:伊藤博文组阁由于权力分配无法平衡,政争不断,难以调停,于是组建新党,仍是失败,最后决定辞职。1898年6月30日,大隈内阁成立。伊藤下野。不再当国的伊藤决定到朝鲜与中国游历,这一决定于伊藤而言,并无特别深意,当时驻日的清朝公使裕庚电报总理衙门称:“此次系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而伊藤派人向中国公使说明他只是“自行游历”,只想与“王爷”“中堂(大学士)”进行非官方性质谈话,惟一的要求,“来京时求派员到车栈照料为叩”。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马关谈判,伊藤强硬地宣称:“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只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相信让清廷无数官员记忆深刻.而那份《马关条约》亦引发了国内广泛抗议,其中传播最广的是“公车上书”。只是,战争过后四年,当年仇日情绪消退,尤其是高级别政治人物之间,亲日一派势力渐起并且足够壮大。这是个重要且复杂的背景。伊藤博文来访,对当年“公车上书”的主导者康有为,尤其是一个重大机会,似乎一切也尽在掌握之中。在康有为等的鼓动下,光绪不仅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历史上,勤政殿的大门,这是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上次则是接见德国亨利亲王。这是清一朝规格最高的接待。
这个机会,看上去将会很精彩。
伊藤博文将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来,颇为激荡中国官员的想象力:可否将他留下作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最早提出此议的是郑孝胥,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说:“南皮(张之洞)邀入谈,在抱冰堂……又劝俟伊藤博文来华,可荐为客卿。南皮震其论而不能用也。”之后,刑部主事洪汝冲、前军机章京松江知府濮子潼、工部郎中福润等不少官员上奏,明确主张留用伊藤博文。当时已失权职的李鸿章在给儿子的信中也称:“内意竟欲留伊藤为参政。”由此可见,用伊藤博文作为顾问来主持清朝变法,是一时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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