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延汗之后，作者先叙述了继承其大汗位的长子系统，直至林丹汗死为止。接着，作者以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的祖先——达尔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一系的历史，以其所在的鄂尔多斯部着墨最多。关于西蒙古封建主之间的关系、封建领地的分布情况和各次战役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注意写喇嘛教传人蒙古的过程和封建主崇尚的盛况，对蒙古喇嘛教史的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史料。
当然，这个时期的蒙古编年史，其缺点也是无可讳言的。它所记的内容，大多是喇嘛的事迹和汗的世系，甚至神话和史实混杂不分，相反，往往忽略了记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史实，更谈不上以社会生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写历史了。可是，如果从侧面去透视，这部史著仍然对社会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符拉基米尔索夫指出，这些著述“事实材料于所研究的主题常只起很小的作用；草原作者零星撰写的数量相当多的个别笔录和记述，对此主题的研究却更为重要”。他本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在研究明代蒙古史上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例如，我们要了解明代蒙古社会是如何从前一阶段发展下来的，而在这一阶段又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千户和现在的兀鲁思、土绵及鄂托克、和硕有什么关系，氏族结构进一步解体并结成新的地缘关系的过程等等，都可以从此看出许多线索。书中记录的各种人物的言论，无意透露出当时人们的观念和封建关系，如“上天日、月二也，下土汗、济农二也”。“圣喇嘛与施主汗二人如日月并照于天”之类的话，完全反映了当时封建主之中汗和济农的政治地位和后期僧俗封建主联合统治的情况。“众庶无主，难以行事”，反映封建主竭力证明其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等之上，何用管主”，又反映了小封建主力图独霸一方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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