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与俗，柳诒征先生曾阐释道：“礼俗之界，至难画分。笃旧之士以《士礼》及《周官》所载，皆先王之大经大法，义蕴闳深，不可以后世风俗相例。究其实，则礼所由起，皆邃古之遗俗。后之圣哲，因袭整齐，从宜从俗，为之节文差等，非由天降地出，或以少数人之私臆，强群众以从事也……礼非尽循俗也，俗之甚敝，不可不革，而又不能尽革者，则有礼以适其情而为之坊……有后世之俗胜于古礼者……礼有行于古而中废，迄今复兴之者……则俗之寓礼，殆非深识不辨。”①王贵民先生亦曾指出：“‘礼’是指所行之礼，由此而形成的礼仪，制定的礼制，乃至解说礼的理论都是；而‘俗’则是人们习惯所衍成的风俗或者说习俗。历史地看，人们生活中某一活动形式，反复行之，寝久则成俗；‘俗’一旦形成之后，在上的采风者、制礼者认为是良风美俗，就给予一种有意识的规范，这时就成为‘礼’。可以说，前者叫作‘约定俗成，，后者就可称之‘俗定成礼’。‘礼’成之后，在履行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加入某些新的‘俗’。这样，礼与俗就是一种相互吸收、结合的运动形式。”②这一解释，彰显出礼与俗的差别和彼此间的互动。两者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礼俗。
作为礼的三个层面的一坏，礼俗与礼义、礼仪，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统治者的取向无疑对广大民众具有引导、规范作用，其对礼仪的制定和推行，于广大民众的思想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应看到，基层社会在统治者思想的影响之下，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在实际运作中，维系广大民众的更多地体现为对族规、乡约、家规、家礼的遵守和践履。但这仍以统治者的思想导向为主要依据，只是更具操作性，且有相当大的变通性。而礼学家们（学者、儒臣）一方面对礼学加以关注和研究，另一方面在其居乡期间时（包括省亲、休致），又注重对礼的践履及制定家礼、家规等，以此来敦风化俗，因而成为上层与基层民众之间的沟通者。尤为重要的是，礼在基层所表现的特色，乃在于其有很强的可施行性、实用性，而有异于礼学家们对礼学本身的研究及对礼学加以理论性的建构。当然，作为一种互动模式，基层的礼俗思想亦对统治者和学者的思想取向有一定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调整思想统治导向和学者探究礼的社会适用性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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