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山西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地域文化的史前期、形成期、繁
荣期山西地域文化的求新图变
远古时期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3000余年。地下发掘的考古文物证明，山西地区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作为中国人类起源之一的山西地区，目前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著名的有旧石器早期的西侯度文化、匾河文化，中期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晚期的峙峪文化、下川文化、柿子滩文化和薛关文化。
迄今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遗址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了原始人用火烧过的鹿角和哺乳动物肢骨，表明在180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的足迹。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都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原始社会已过渡到古人阶段。峙峪遗址、下川遗址则证明距今4万年左右，已出现了与现代人没有多大的差别的原始人——新人。
人类的始祖是谁，是谁繁衍了人类，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故事。相传女娲抟土造人并“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又传说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又为夫妻，同为人类始祖。在今山西晋城的东浮山有“女娲窟”，吉县有人祖山和伏羲故宫，洪洞县有全国唯一受到皇家确认并遣官祭祀的女娲庙。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在山西境内都有其踪迹。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及相关注文所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在今临汾有尧庙和尧陵，今永济县有舜庙，夏县的鸣条岗有大禹故迹。
钩稽史籍，参证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足以说明山西地区在远古时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时期是山西地域文化的史前期。
夏朝与其后的商朝、周朝合称三代，三代有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经过商周时期的逐步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地域文化基本形成。
商代在政治上实行方国联盟制，商族人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周边方国的控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疏密不一，这自然会在文化上形成多元开放的趋势。在整个商朝时期，山西地区方国林立，在政治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有远有近，而在文化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民族特色，逐渐孕育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周朝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也称封建制。这样的政治制度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比如夏商时代以来行之有效的方国联盟制度；也有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当时的交通和经济结构无法维系一个统一国家的现实因素。具体到山西地区，由于在周朝的七八百年问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终形成了具有山西地域特色的晋文化。正如《中华文明史》一书所说：“进入春秋时期，与周王朝从一统走向分裂的政治局面相一致，以周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在总体风格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在春秋早中期之际（约前650）前后分解成了以多个大国为主体的周文化的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主要有五个，即晋文化（包括以后晋国分化出来的‘三晋’地区和周郑地区）、秦文化、楚文化、齐文化、燕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原列国文化区。”晋文化的形成，在承认“周礼”权威性的同时，也显现了与“周礼”的明显不同，逐渐形成对“周礼”的有益补充，并最终实现了晋文化的多元性局面。从晋国立国时期对封国之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容纳，对其独有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到姬姓公室和重要的卿大夫之家与少数民族的通婚，一直到春秋后期的“和戎”政策，晋文化的多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为晋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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