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样一件事情，却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传言不胫而走。在八月三日，候选郎中陈时政向光绪帝呈折，主张援引伊藤博文做顾问：“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事情为，光绪帝决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安排负责接待的张荫桓事先拟订“问答节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要召见来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决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义。
此事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关乎她能否继续掌握皇权的大事。慈禧感觉到，如果任光绪帝将伊藤博文留下做变法的顾问，那么将会形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局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再次训政与伊藤博文访华有直接的关系。
慈禧在戊戌变法中前后态度的转变，并非是一时的矛盾使然，它是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复杂交错，是慈禧的个性品格与文化制度的必然体现。
慈禧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代表，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细微地体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
她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做敢为，具备专制帝王所应有的素质。她的成功在于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上，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番事业：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主宰者，当臣下把有利于王朝发展、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其批准时，她会允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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