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设立民选议院是变法的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卷六）他甚至还鼓吹“天之生人，并皆平等，故孔子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卷五）。这种认识带有西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色彩，并反映了他为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的要求。康有为又从古代历史中找寻设立议院、君民共主的根据。他说：“昔先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传言文王与国人交，洪范云谋及庶人，虞廷之明白达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会大众，凡此皆民选议院之开端也。”（卷六）可是，“三代之下，其君日尊，其民日卑，上下不交，于易为否。天下多乱而少治，难存而易亡，皆古义不明，驯至之弊”（卷六）。他尖锐地揭露批判：“遂至君尊极而无权，民卑极而愚鲁。外国来争，干戈不已，由是大权不失于内，则失于外。亚洲诸国，莫不皆然。夫近世民智日开，岂能复以循故以治之，但高拱深官，不达外情乎？”（卷一）他认为设议院可使君民相亲相爱：“君之保民如保其子女，民之爱君如爱其父母，互相爱也，互相保也，虽万年长存而不亡可也。”（卷六）他十分向往这种所谓“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体。竭力称颂：“此民选议院之良制，泰西各国之成法，而日本维新之始基也。”（卷六）因此康有为认为只有“改定国宪”，即立宪法、设议院，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才叫做真正的变法。他强调：“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易举。”（卷七）所以他的《日本变政考》最后写到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一月二十九日天皇亲临国会开幕典礼，正式实行君主立宪，以此作为日本变法完全成功的标志。康有为总结道：“日本变法二十四年，而后宪法大成，民气大和，人士知学，上下情通。而后议院立，礼乐莘莘，其君亦日益尊，其国日益安，此日本变法已成之效也。”（卷十二）像日本那样保留天皇很大权力的君主立宪制度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正是康有为倡导变法运动的根本纲领，也是他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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