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盲肠
直隶总督既可以成为大有作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庸碌无为的温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曾国藩“剃头”
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似乎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的复杂局面。
曾国藩又要调回首都工作了，确切地说，要调回首都的“身边”工作。这无疑是1868年（ 同治七年 ）秋天大清官场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曾国藩号称“曾剃头”，17年来他一直在外手握雄兵，天高皇帝远，生杀伐断，亦算无冕之王。如今入京，似乎就只有被人“剃头”的份儿了。
他的新职务是直隶总督，虽然仍是封疆大吏，却在天子脚下，地位微妙。京城水深且浑，伸手不见五指，“宰相门前七品官”，一片树叶飘落就能砸中好几个“红顶子”，各种人事纠葛错综复杂。而直隶总督似京官却又非京官，既可以成为大有作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庸碌无为的温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为进位到中枢铺路架桥，也可能成为帝国官场的“盲肠”，纯粹摆设和傀儡而已。
大清“河豚”
随着“曾剃头”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曾国藩也就超越“鸡肋”而成为朝廷的“河豚”——味道鲜美，却可能致命。
朝廷选拔直隶总督，无非是两个标准：首先必须特别听话，其次最好是特别能干。既能干又听话，无疑是上上选，可惜这种优良品种并不多，之前被西方人士推崇备至的桂良（ 恭亲王奕的岳父兼政治导师 ）是一个；不够能干但听话者次之，大清国盛产这类品种，俯拾皆是，多数直隶总督都如此；能干而不听话者，与第一种一样，比较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中途如果不能成长为乖乖宝，就只能夭折了；至于不能干又不听话者，则连大清国衙门的大门边儿都摸不着。
曾国藩有几把刷子，朝廷是有底的，但曾国藩是否听话，朝廷心里其实也没谱。自从17年前，京官曾国藩在老家湖南起兵以来，随着“曾剃头”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曾国藩也就超越“鸡肋”而成为朝廷的“河豚”——味道鲜美，却可能致命。作为重演“黄袍加身”的最佳男主角，曾国藩被“劝进”的故事出现了很多的版本，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一点：与其说曾国藩的湘军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它对抗耶稣基督那位华裔弟弟（ 洪秀全 ）的精神动力，似乎首先不是为了保卫大清政权，而是捍卫孔孟圣教。
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这就是朝廷对待曾国藩的套路。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署理湖北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此同时，曾国藩的部属们则不断地得到提拔，迅速地获得与其分庭抗礼的地位。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李鸿章等人，都比他们的曾大帅兼曾老师更早、更顺利地获得实缺和地盘，至于左宗棠这类本就与曾氏互不买账的硬骨头，更是行情看涨。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就发布新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s ）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这种“融为一体”的如胶似漆中，胶还是胶，漆还是漆：朝廷也留了一手，曾国藩的部下刘长佑被同时提拔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而左宗棠也迅速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年轻的领导核心，在精密地摆布着权力的天平。
曾国藩自己很清醒，在家书中说：“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清廷派钦差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清廷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清廷统一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此后，曾国藩写给清廷的大量公文，除了汇报军情外，就是汇报思想，大表忠心。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和最有实力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 1863年 ），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此战战兢兢：“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在自己的巅峰时刻踩下了紧急刹车。攻克天京之后的14天，他上奏，请求朝廷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两个月后（ 10月4日 ），年仅40岁的曾国荃也很讲大局、很识趣地“病”倒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大清“河豚”开始迅速地自我拔毒……
入京“剃头”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政府头痛不已。此后，曾国藩不再辞官，实在也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
江南砥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并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7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 安徽、河南、江苏、山东 ）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奏折 ），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 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 ），“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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