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以中共执政为核心的基本制度框架，为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政治基础
早在苏维埃运动中期，就有国民党人对比国共的制度设置，认为苏区基层政治结构富有特点和效能，乡、区苏维埃和党团框架下的党政紧密结合，使“其下层政治组织，比较健全，各项工作较易推进”，运用灵活，在其治理之下，苏区内“几无废人”，“尤无废事”，值得仿效。如今的研究者对此同样给予高度关注。学者陈永发在其研究中，将建立基层政治结构作为苏维埃及其后革命历史的三大焦点之一，认为经由土地革命建立的、能够与上层政治结构相呼应的农村基层结构，是红军成功应对军事镇压的“制胜关键”和中共成功控制与动员国家资源的新体系。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政权的作为“也让晚清以来，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始产生实质改变。相较于晚清和国民政府，苏维埃政权以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手段，将治理性透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经济与军事动员的手段，表现出来。这种政治策略的贯彻，甚至让它的政治宿敌——南京政权——都不得不为之折服”。新的制度设置及其体现的效能，初步显示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重要变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苏维埃时期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打下了中共执政的制度基础。在苏维埃运动中创建的中共执政制度和领导方式，党指挥枪的制度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争体系，奠定了中共领导地位、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与人民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方向，都在其后得到坚持并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本质、上也是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的延伸、扩大和完善。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商决政治制度时，毛泽东几次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这就深刻说明了二者的内在继承性，二者的阶级基础与代表性确有狭宽之分，但在中共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这一制度核心上，其内在联系也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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