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麦吉，美国著名财经杂志《巴伦周刊》特约编辑，同时也为《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机构投资者》等多家媒体和网站撰写关于金融问题的特稿。麦吉曾经以一篇关于中国消费文化的报道获得商业、新闻写作大奖——杰拉尔德·勒伯奖（Gerald Loeb Award）。

    华尔街到底怎么了？它离崩溃还有多远？
    华尔街从一个以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中间人变成了一个以经营自己短期利益为唯一目的，甚至不惜牺牲整个金融体系利益的机构。谁是罪魁祸首？华尔街勉强幸存下来，可是被期待已久的华尔街改革却一直没能实施。这到底是为什么？
    作者在《追逐高盛：华尔街的操作术》中指出，华尔街的本质其实就是和电网很相似的金钱网络，只是在这张网上传递的不是电力而是资本。当金钱网上的金融机构一齐以自身短期利益为唯一目标来运营时，金钱网也会随即崩溃。
    苏珊·麦吉认为，虽然国家金融系统在悬崖边缘被挽救回来了，但是只要这种“追逐高盛”的思维定式没有改变，华尔街就不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改革。
    为什么它们都在追逐高盛？高盛的魔法到底在哪里？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高盛情结”是促使华尔街上各大投行集体向投机转变的一个诱因。美林公司的斯坦利·奥尼尔、雷曼兄弟的理查德·福尔德，以及其他投行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自欺欺人地怂恿他们的股东，通过不断提高风险的方式来赚到甚至比高盛公司更多的回报。
    但为何他们最终的损失却如此惨痛？

    麦吉的书总是充满详实内容，饶有趣味而且引人深省。
    ——《金融时报》

    大师级作品……超越平常之作，完美而清晰，非常优秀。
    ——《华盛顿邮报》

    麦吉并不是在重复讲述华尔街上的旧闻轶事，却是勇敢地向权威机构提出质疑和建议。
    —— 《纽约时报》

    一本关于老牌华尔街机构（高盛）的必读之作。
    ——道琼斯财经网

    当下最适合普通读者的一本金融读物。
    ——《图书馆杂志》

    一书道尽高盛集团如何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风笛手，引诱对手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彭博新闻社

    第九章
    追逐高盛？
    非常有意思的是，经历金融风暴洗礼之后的华尔街开始展望未来时，最发人深省的评论并不是那些经过监管机构、立法者和金融业者的代表层层辩论后，被详尽收录在国会听证会报告中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来自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帕森斯律师，他在2009年年初被任命为花旗集团的董事长。在2009年5月，这家仍在苦苦挣扎的前投资银行巨头通过了政府的压力测试，也许是为了庆祝这个振奋人心的结果，帕森斯接受了纽约公共广播电台早间访谈节目的采访，和主持人布赖恩·莱勒一起畅谈压力测试结果，并且展望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未来。帕森斯动听的声音和柔和的语调给听众一种舒心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也抚慰了大部分美国民众，当时很多美国民众对于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去救助花旗银行仍然感到十分不满，这也使得这家银行1/3以上的资产由这个国家的纳税人所拥有。这些华尔街巨头们在纳税人的美元帮助下，艰难地躲过了鬼门关，然而这些侥幸活下来的金融巨头们，在今后仍旧会主导金融市场，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未来的呢？帕森斯说道，花旗集团此时此刻正在全力以赴要从危机中恢复过来，银行已经体会到自己有义务“为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做些正确的事”。
    帕森斯在不知不觉中揭露了华尔街冷酷的现实，尽管在过去两年里华尔街遭此重创，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传统做法。当时的花旗集团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股价跌到每股一美元。花旗集团自然也是大到能够威胁整个金融体系而不能倒闭的重要一员，所以完全依靠联邦政府注入的救助金才勉强避免了破产的命运。然而帕森斯对于这些都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他甚至没有将国家金融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没有将间接支持了救助计划的纳税人视为他在受访中所提及的两个支持者之一。事实上，帕森斯所说的两个支持者也不包括银行的客户们——存款人、贷款人、信用卡持有人，谁都没有获得帕森斯的承认。“我们的两个主要支持者，”花旗集团董事长解释道，“是我们的股东和员工们。”
    在一次由彭博新闻社和《名利场》杂志合办的论坛上，前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针对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阐述了角度完全不同的看法。已经辞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的麦晋桁，当时正坐在听众席上，但是仍被媒体发现并被请上台来对演讲嘉宾作出评论。讲台上的讨论逐渐进行到了关键时刻，大家开始对未来的华尔街作展望时，麦晋桁评论说：“我们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而政府的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这个华尔街自身无法承担的责任。监管机构必须介入对华尔街进行控制。”还没等麦晋桁说完他的评论，立即有人追问道：“如果摩根士丹利变成由联邦管制的银行机构，每天都有10~15个监管官员在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大厅里巡视，那你怎么办？” 麦晋桁回应说：“如果真能这样就太好了，这种审查可以迫使投资银行认真地进行风险管理。”
    这两位著名投资银行决策人，在不同的场合里，脱口而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评论，这也是对华尔街的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完全不同的描绘。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评论综合在一起看，就能真正明白导致金融风暴的根本问题。当涉及银行运营时，不论是花旗集团还是摩根士丹利，这些金融巨头都在无比狂热地追逐利润，为了获得更高的赢利，它们不惜付出最慷慨的奖金，提供最诱人的待遇来吸引行业中顶尖的人才。帕森斯的评论体现出，金融风暴并没能重塑这些金融业者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基本态度，他们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他们有义务维护金融网络高效安全地运转，他们仍然没有体会到他们的工作要以整个金融网络的利益为重。
    直到有一天诸如花旗集团这样的顶级金融机构开始意识到，它们的行为不仅要对它们的股东和员工负责，还要对它们的客户和整个金融体系负责；而且仅仅有这种责任意识还不够，这些金融机构还要把自己的行为和这种意识结合起来，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华尔街才有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事到如今，市场上可能再也不会出现过度的次级借贷，杠杆的使用也会有所降低。引发下一个泡沫的产品不会是担保债务凭证、垃圾债券，或者互联网股票。但是只要这种为了获利可以不顾一切的意识仍然存在，那么一定会有其他新的高风险产品被开发出来，而金融机构自然会去疯狂地追逐这些高风险产品，因为这些高风险产品能带来高额的利润。如果这种意识没有改变，那么下一次危机也就不远了。
    前财政部长，也是高盛前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曾经在2008年8月那个决定华尔街命运的周末呼吁华尔街领导层回归传统，他指出华尔街有一个超越各个公司自身利益的共同利益存在。在美联储设在曼哈顿下城区的总部举行的多个重要会议中，银行家给保尔森施加压力，促使他主持雷曼兄弟救助计划。保尔森希望这些银行家们也能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这些银行家已经决定放弃雷曼兄弟，而集中精力防止金融体系全盘崩溃。保尔森对他们说：“你们对金融市场整体都是有责任的。”
    可能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市场具有集体责任，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也是负有责任的，就像10年前凯恩拒绝救助竞争对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也深陷困境，能力有限，终究任何事都没发生。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幸运的是金钱网络的核心功能被挽救了，没有和雷曼一起倒下。一位了解那个周末事件细节的前资深投行高管回忆说：“在那个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感到无法释怀的恐惧，因为一切都是未知数。”他形容说，当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就像在1945年春天，原子弹第一次爆破测试之前那一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科学家所感到的那种恐惧。他继续说道：“对于那些科学家来说，当他们即将点燃第一颗核武器时他们心里是有数的。而对于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当我们的金融体系全盘崩溃后，这个世界会怎样，我们会不会回到马车和鹅毛笔的时代。事实证明，雷曼兄弟倒下后，政府及时地出手，把我们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
    公共性质和信托责任
    正如麦晋桁痛心疾首地评论的，这些在金融风暴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急于迅速地恢复以前的状态，几乎没有人在自发地寻找一条新路。如果沃尔克规则没有出台，或者其他的政府干预没有加强，那么在这个金融系统里，大家仍然会用和往常一样的给整体金融体系带来极大压力的方式来运营。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政策限制也有可能会抑制“优质”风险，而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必要元素，过度地抑制风险也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传统性质的公共事业对社会和经济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然而诸如天然气或电力公司这样的传统公共事业企业却未必是利润最高的。华尔街之所以不愿意被冠以公共事业的性质，也正是因为它们不希望政府有权限制它们的回报率。
    从事金融中介服务的华尔街并不像自来水公司或电力公司这样的公共事业机构，其收入受到监管限制，政府甚至对企业的回报率有严格规定。直到现在，各种金融监管机构仍一致认定，即使这个金融网络确实对整个社会起到一定的类公共事业的作用，但是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业单位。这是为什么金融机构可以选择行业自我监管，甚至可以自行选择诸如储蓄管理局这样的机构来作为自己的监管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集中和垄断，比如仅在2000年一年之间，美国前十家大银行共同持有了全国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40%，是20年前同期水平的两倍之多，这些巨型金融机构拥有足以撼动市场的能力，但是不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自身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除非你在电力机构工作，或是投资了电力公司，一般来说你是不会了解什么叫“受监管的回报率”。如果你不是企业治理专业律师或是公司总裁，也不一定会了解所谓的“信托责任”。理解信托责任的概念对于华尔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是指受托人对于委托人的责任和义务是高于一切利益的，包括受托人自己的个人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如同一个刑事案件的律师被邀请上电视接受采访，他是不能泄露任何案件细节的，因为他对他的客户负有信托责任。
    任何一家公司的每一位董事都对公司的股东负有信托责任，这意味着董事所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同样负有信托责任的也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所有员工。如果一家公司股东数量较少，通常来说这样的企业都是私人性质的，股东们亲自参与公司运营和决策，这就像是前文所介绍的合伙人制度，由于亲自参与决策，股东们对于公司所可能承担的风险都会保持警惕。正如投资银行家科斯塔斯评论的：“在合伙人制度下，公司用来运营的都是合伙人自己的资金，股东自然是追求长期收益，我们必须很负责任地交易才有可能获得长期利益。如果有一个高赢利产品具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合伙人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把问题提出来。”
    公开上市公司的股东不是公司合伙人，他们不是负责公司运作的人，尽管在很多金融机构中，机构的主要持股人是公司员工，但是整个风险文化却改变了，雷曼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公司股票公开交易，持股人很少会把自己看成公司的长期持有者，反正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自由地抛售股票，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短期收益。
    公开上市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公司性质正是华尔街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要比奥巴马和沃尔克所针对的风险问题更为严重，这也是决定金融系统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因为作为公开上市的公司，这些金融机构才有能力推动高风险业务的发展。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对其股东负有信托责任，股东可以逼迫这些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回报不惜牺牲其客户或整个金融系统的利益。
    事实上，像雷曼兄弟和美林这样的金融机构，在明知风险已经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地持续使用高杠杆，但是只要它们能找到一个专业的金融律师，仍然可以争辩说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合理的，它们只是在执行它们所负有的信托责任，为它们的股东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华尔街忽视了一个事实，由于它们的为所欲为，给整体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他们所作出的不同评论来看，麦晋桁似乎是有所理解了，而帕森斯却仍然毫无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概念，当摩根大通还叫做J·P·摩根时，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丹尼斯·韦瑟斯通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手下年轻激进的银行家灌输他的风险理念。
    韦瑟斯通担心日益增长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会给J·P·摩根这样审慎管理风险的公司造成严重损害。在华尔街上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而不加限制，那么华尔街的未来令人担忧。在他看来，整个金融体系内所有参与者的命运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不仅紧密而且错综复杂，而整个金融体系中最弱的一个成员就代表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根据吉莲·邰蒂的记录，韦瑟斯通这样警告J·P·摩根那些年轻激进的银行家：“当你开着你的玛莎拉蒂跑车潇洒地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时，突然看到一辆老爷车开始冒烟，车子冒烟说明这辆车已经有问题了，在高速公路上一辆车的问题就是所有车的问题，如果这辆老爷车出了事，你的玛莎拉蒂一定也会跟着倒霉的。”
    韦瑟斯通的警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作出了。随着一年年过去，这位著名前辈充满睿智的忠告越来越没人重视，坚持为客户提供低风险业务实在是没什么利润，而且这些客户的想法也开始有所改变，他们想要更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客户可能同时持有非常复杂的投资组合，一旦有买进卖出的交易需求时，他们总是希望这些交易可以按照他们的心理价位立即执行。就像在亚马逊网站上买电视机一样，当你点下“立即购买”之后，就已经买下来，而不是坐等亚马逊去找到供货商，讨价还价达到你的心理价位，再让你确认。事实上，当你点下“立即购买”就代表着你已经按牌价买下了电视机，如何得到优惠价格，如何保持库存，如何平衡资产负债表及如何管理风险都是亚马逊网站自己的问题。
    同样的，华尔街的大型机构客户自然也不愿意坐等买家，它们希望交易柜台可以帮他们维护一组潜在买家，一旦它们抛售产品，价高者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投资银行或者交易柜台不愿意帮助它们的客户短期持有这些证券产品，在其客户面前也就再无吸引力，自然也就会在竞争中出局。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履行中介职能，一位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银行家无奈地笑笑说：“你认为现在的卖家会坐等我们找到27个潜在买家，坐在一起竞价？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我们的客户要求我们不仅仅作为他们的中介，并且还要参与他们的交易。”这是为什么交易柜台必须为其客户短期持有证券并且作对冲保值处理，一段时间后再抛售，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从中获得一些赢利。“这才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这位高级银行家评论道。
    一些金融机构，比如高盛，在这个游戏中是绝对的高手。由于传统投资银行服务已经没有赢利空间，其他金融机构决定跟随高盛的脚步加入这个游戏，即使它们在这个游戏中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同时它们还要找到其他能带来高额回报的业务，即使高回报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但是为了能给银行股东带来媲美高盛的回报率，它们必须这么做。
    这揭示了为什么像美林和花旗这样大型的知名机构会盲目地去追逐那些现在看来十分愚蠢的业务，这是因为作为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必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它们也只是在这样做而已。在2003年和2004年间，当这些投资银行建立起次贷金融产品生产线时，表面上看它们的确实现了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但是同时也承担了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来的巨大风险。然而任何阻止它们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金融创新都会遭到反对，即使到了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华尔街仍然在竭尽全力抵制政府对其作出的限制。
    把生意留给竞争对手是非常愚蠢的，对于摩根士丹利的前掌门人裴熙亮来说，由于过于谨慎而被赶下首席执行官的位置，这又暗示了金融业者，如果不能冒风险，是有可能会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麦晋桁继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后，显示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他对风险仿佛视而不见。
    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各大华尔街投行来说都是日益增长的潜在市场，然而之前由于裴熙亮的保守运营风格，摩根士丹利一直坚守传统金融中介角色，与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保持距离。麦晋桁上任后立即改变现状，不仅开始与对冲基金接触，而且致力于尽快地和各大对冲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让它们对摩根士丹利树立信心。同时麦晋桁对于建立银行自营部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也显得完全没有顾虑。正如查尔斯·加斯帕里诺在他所著的《大出卖》中揭秘的许多金融风暴来临之前的事件：麦晋桁积极建立关系的对冲基金中有一个就是由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亲手创建的杜肯资本，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是另一位顶级对冲基金经理人乔治·索罗斯的老同事。麦晋桁对德鲁肯米勒说，摩根士丹利拥有和高盛完全一样的技术和资源，他还说道：“传统的金融中介模式已经是过去式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而自营模式则会成为大趋势。”在麦晋桁的带领下，摩根士丹利确实在走向一条利润最大化之路，为了能够向德鲁肯米勒这样的大型对冲基金客户提供服务，不论是银行还是对冲基金都在不断提高杠杆水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高的风险水平。
    今天，在我们身边到处都能找到证据，华尔街机构不论是协助他人还是自己冒险，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而麦晋桁本人似乎准备承认这样的后果是必然的。但是该机构股东至上的观念却仍然丝毫没有改变。只要如花旗集团这样的投资银行以法律要求的信托责任去为它们的股东追求最大收益，只要诸如帕森斯这样的投行高管不理解其内在本质，怎么有可能对这些顽固的巨型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呢？花旗集团前财务主管对于这个驳论笑笑说：“嗯，这是一个价值6万亿美元的问题。你认为，银行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会看到他们所肩负的信托责任是一个包括整体金融系统健康的广泛概念。因为一旦华尔街消失了，哪里还有什么责任不责任呢？可是你怎么能向我证明，华尔街消失这样的事会发生呢？”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因为预言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上升而造成恐慌，随后就一直被称为“末日博士”。考夫曼说：“利用杠杆的诱惑总是会超过审慎判断。”
    已故的弗雷德·约瑟夫恐怕会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人的本性造成的，至少，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冒险，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学会管理我们内在的‘动物本性’。”约瑟夫总是强调，华尔街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意味着一段长达10年或15年的市场平静期，中间没有大规模的市场震荡，华尔街才有可能没人敢说类似“我可是什么都经历过”的话。只有那些经历过让人痛彻心扉的大崩溃，每天都在担心市场会不会继续下跌，每时每刻都在担忧这份工作是否能保得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有可能抗衡“动物本性”，才可能让你作出正确的决定。约瑟夫说：“但是在华尔街回忆消失得很快，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人们都已经淡忘了恐惧（指的是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又一切照旧了。”
    华尔街的元老彼得·所罗门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建议，不论银行还是政府监管机构都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华尔街传统结构的优点，比如风险业务和客户导向型业务的分离制度和合伙人制度等。“由企业合伙人自发地限制冒险行为和程度，”所罗门评论说，“在60年代早期时，投资银行是作为金融代理和信托机构在发挥作用，同时也为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而银行自身没有自营交易，我们既不参与交易也不贷款给客户用来参与交易。”
    即使投资者不鼓励银行冒险，银行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仍会以每个月每个季度的财务指标来激励员工。正如考夫曼所指出的，贪婪和冒险就是华尔街DNA的一部分。一旦华尔街金融机构接受一定增长和赢利目标是合理的，一旦使用一个巨大的资产负债表来大幅提升利润成为习惯，一旦“金融创新”成功跳出金融系统监管框架，可以不受限制地大额赢利，那么让华尔街改变他们的陋习就会像用一个硬币去试图改变万吨轮的航向一样难。
    体系整顿
    到了2009年年末，在奥巴马总统颁布沃尔克规则的大环境下，仍然有清晰的迹象表明激进冒险行为又回到了华尔街。那些还在挣扎的大型机构，比如高盛和美银美林，仍然在与金融风暴的余波作斗争，同时也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严格业务审查，按理说它们没有实力继续冒险。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可考的交易日，高盛的涉险指数却在整个2009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投资者似乎又开始适应了风险，市场上风险程度最高的公司债券也是价格最高的。
    2009年也是华尔街多年以来第一次从普通的金融中介交易中赢利的一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交易都被普遍认为是不经济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在2008年这个非常时期，公司债券销售或新资本的募集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企业客户愿意为了这些服务而支付更高的费用。在同一个时期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投资银行也能够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2008年金融市场的大动荡造成了证券价格极端不稳定，这对于拥有交易席位的银行来说却是一个极佳的利润来源。至少短期内，华尔街可以通过传统交易来赚钱，这些传统交易中所包含的传统风险也在美联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些能让投资银行赚到钱的传统业务在本质上却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华尔街通过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获利。每当受到援助的金融机构，比如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需要向华盛顿归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这些金融机构会通过在公开市场出售股票或债券获得资金，每一个这样的交易都会为承销者创造一定的利润。据估计在2007年到2008年间，仅美国本土金融公司证券发行服务费收入就高达50亿美元，这个数字要高于此前20年费用收入的总和。截至2009年12月底，仅接受救助计划的三大投资银行就为其承销商贡献了12亿美元的服务费。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循环，花旗集团向自己支付了足够多的费用承销自己的股票，也成功促使自己一跃成为2009年第四大股票承销商。换言之，花旗集团以自己的不幸以及自己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换来了在比赛积分榜上的好成绩。
    但是当整个华尔街已经对高风险交易非常熟悉时，这些普通的传统业务还能坚持多久呢？对于银行家来说，他们的薪酬高低和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一个公司对于其资产利用得越大胆，获得更高回报的可能就越大，那么赢利也就可能越高，这也意味着发给银行家的奖金会更高。一个老牌银行家评论说：“在华尔街上，没人因为对股东的资本采取谨慎态度而受到奖励。”金融危机一直以来就像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1987年大股崩，或者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等，会不定时地出现，没有直接的方法回避。而银行要赢利，就必须承担风险。就像风险控制专家利奥·蒂尔曼所说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出现了， 由于市场的逐渐冷静以及金融服务的彻底商品化，很快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这将再一次迫使服务费用降低，直接引起利润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服务机构被迫去寻找创新业务，这些创新业务里一定会含有银行家自己并不完全理解或者没有能力控制的风险因素，那么这个邪恶的周期将再次开始，蒂尔曼这样预测。
    小型投资银行埃富科尔（Evercore）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施洛斯泰因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数十年，他对于华尔街上所发生的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在经济环境正常的年份，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是5%~6%，这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得到的数据。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投资银行需要获得17%~20%的回报。换句话说，投资银行的回报率要比基础经济的增长率高出11~15个百分点。“如果你处于一个比整体经济回报更高的行业中，要么你把赚到的过剩资本通过分红或股票赎回的方式还给股东，要么你就会想出一些办法建立新的业务从而最终失去那部分额外的资本。”施洛斯泰因相信华尔街已经向世人证明他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把钱都赔在能源市场、新兴市场、垃圾债券上，而如今再一次把钱都赔在次级信用金融衍生品上了。”
    想要阻止华尔街再犯这样的错误，有两种选择，一个看上去无比复杂，另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这也是包括麦晋桁、奥巴马和沃尔克在内几乎每个人都在提倡的方法。麦晋桁评论说：“监管者必须更多地参与监督金融机构，也包括其竞争对手，从而保护华尔街不要再凭直觉而犯错。”这样的话由麦晋桁说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之前的麦晋桁就跟其他华尔街上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是放松监管的积极拥护者。这样的想法早在奥巴马提出沃尔克规则之前，就在华尔街上流行起来。埃富科尔公司的施洛斯泰因评论说：“当你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时，其实是非常难以了解到真实的风险概念的。这是因为你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运营你的机构，以免被竞争对手打败，这使得你很难向后退一大步来看看全局。”
    施洛斯泰因打了一个比方，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市场上的相关风险，也说明了我们需要找华尔街之外的“某个人”来承担宏观风险管理的责任。他说：“想象一下，有一面高墙，墙的一边是一个拿着大罐汽油的人，而墙另一边的人却拿着一盒巨大的火柴。由于他们都无法看到对方，也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这使得他们两个人都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施洛斯泰因解释说，监管机构所处的位置，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墙两边的人各自在做什么，他们还可以观察到汽油罐是否被妥善安置，从而避免遇火爆炸，也可以看到墙另一边的人是否正在玩火柴，可能导致大火。
    施洛斯泰因指出：“在投资银行业里，我们对于员工的训练就是要他们能够在处理问题的同时找到赚钱的方法。”对冲基金经理人约翰·保尔森就是这么做的，他发现次贷产品问题之后，利用这个问题一夜之间获得了他之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和名气，但是他并没有警告雷曼兄弟或贝尔斯登，反而选择做空其金融产品。2009年年初，保尔森成为华尔街上幸存的几家大型投资银行股票最积极的买家，他认定这些大型机构有能力恢复为高利润机构，股价也会随之提升。跟其他短期投资人一样，保尔森有很强的风险偏好，只要风险能带来回报，他不介意冒险。
    麦晋桁和施洛斯泰因的评论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的确需要更积极更周到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的效果要比监管的形式更重要。如果沃尔克规则被国会通过，像保尔森这样钻空子赚钱的人，将会由于缺少意外而减少获利，他可能最终会退出在大型投行上的投资。
    格林斯潘在互联网泡沫形成初期公开评论说股票市场上出现了“非理性繁荣”，那时还是1996年年底，这个泡沫逐渐发展到极端水平并最终破裂，一共用了超过三年的时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危害了全球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包括那些损失了所有退休储蓄和在衰退中失去工作的人们。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格林斯潘没有止步于公开呼吁，而是召集出现泡沫的主要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们一起开个会，警告他们不要过度为投机性公司作承销，否则他们必须为投资者的损失负责，或者强制要求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捐出来成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如果格林斯潘这样做了，这种戏剧性的泡沫破灭就不会发生。只要美联储或证交会针对他们合理的忧虑，温和地提醒一下被监管的金融机构，那么这些金融机构内部那些头脑清晰的人们在对风险提出疑问时，就不会受到前文所述的那些巨大阻力。
    高质量的金融监管要能够做到反周期思考。当市场正处于繁荣期时，他们需要担心随后会发生衰退；优秀的金融监管者必须确保受其监管的机构都有充足的资本储备，这些备用资本必须单独存放，除非紧急情况绝不可随意动用。备用资本是强制规定的，不能因为金融机构的性质不同，业务不同，而自行调节备用资本的额度。如果一个金融机构的某一新业务部门获得巨额利润，在发放高额奖金之前，先要提高备用资本金额，为这项新业务可能包含的风险作出保障。
    希拉·拜尔曾经评论说，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中出现了一些极具破坏性的金融业务和运营战略，强制备用资本额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业务产品的诱惑力。拜尔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第一轮听证会上建议道：“一种可以避免这些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扩大规模，最终却又由于其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方法，就是让金融机构在向巨型规模发展的道路上承担非常高的成本，这样可以阻止金融机构盲目地向巨型规模转变。”在这轮听证会上她还建议说，政府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基金来支持华尔街上巨型机构的分割。她指出，比起事后注入大量资金，这种未雨绸缪的方法对纳税人和其他金融体系成员来说都更为公平。
    拜尔建议说，如果一种商业模式风险很高，比如自营业务或者结构性融资，或者是担保债务凭证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那么针对这些业务的“保险”费用应当随之大幅提高。她继续建议，华尔街上那些对于整体金融体系威胁最大的巨型机构，应该被强制要求制订一个流动性计划，确保即使在有破产威胁时仍然能够保证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金融监管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些静态的政策。静态政策通常是为应对前一场危机而制定出来的，比如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应对1929年从华尔街产生随后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中去的危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离了两种金融业务，强制那些收取顾客存款的商业银行不能参与投资银行业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66年后被废除，原因是这个法案阻碍了金融机构有效地合并从而增强实力。
    到了现在，又有很多声音支持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金融行业里风险最大的一部分和金融公共事业的那一部分分离开，但是要真正执行这种分离在今时今日却显得十分棘手。拜尔的提议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可行方案，也是一个更有可能得到金融机构支持的选择，因为只要它们愿意接受额外的严格监管，并且支付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更高的保险金，金融机构仍然可以去开展它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业务。
    好的监管政策应该基于根本问题进行监管，并且可以促使被监管机构停下脚步仔细思考它们正在大力开展的业务的本质，可以提醒金融机构经常性地自省，对自己提出严苛的问题：“如果这个业务出了问题，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最坏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公司是否做好准备面对这个结果？而一旦出现问题，公司是否做好应对战略？”好的监管政策要能够直截了当地把这些特殊合约业务的潜在风险阐述清楚。
    正如麦晋桁所说的，保护金融系统不受华尔街的伤害是监管机构的职责所在，可是监管机构执行“守门人”角色的能力却受到多方限制。假设在最好的情况下，国会竭尽所能通过了最适合金融市场发展的一系列监管法案，而这些法案都能直接有效地阐释风险，并且能够建立可以帮助缓解金融系统风险的监管机构，这些新的法案和新的机构可以辅助金融市场抑制盲目的创新，发扬积极审慎的创新，可是人才问题仍然是限制监管系统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些在监管机构工作的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被吸引到曾经被他们监管的金融机构去工作了。从证交会到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两大主要监管机构，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案例。在监管部门的工作经历成了进入顶级金融机构的跳板，许多曾经在证交会掌权的高层后来都转换跑道，加入了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以及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大名鼎鼎的投资银行，这种情况限制了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金融机构的薪酬是公职部门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些肩负着自己还未还清的学生贷款，同时又要承担子女的高额私立学校学费的高级公职人员的确很难保持立场，抗拒去金融机构工作的诱惑。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这个金融网络正常运转，除了希望有优秀的监管系统，还需要具有上进心和执行能力的金融监管者，更重要的是要把风险的利害关系传达到金融网络的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这个金融网络的运营者，而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对风险的利害关系了然于心。
    追逐高盛？
    问题的根源在于是否能够改变华尔街的风险文化。华尔街的本性决定了，他们这种鲁莽的风险文化必须受到强力的外界约束才可能有所改变。这就像是一个连环杀手，直到他被关进戒备森严的监狱，或被处死刑之前，是注定会重复其杀人情节的。麦晋桁曾经公开宣布说：“我们已经无法自己控制自己了。”而他华尔街的老同行查尔斯·普林斯也曾经更有诗意地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过，只要音乐继续播放，他就不得不和别人一样继续跳舞。
    华尔街上的人会自己打破这个僵局，决定不再随大众一起跳舞吗？如果这种可能是不现实的，那么是否可以让社会上的各方力量结合在一起，帮助华尔街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的监管机构、我们的政府可以保护这些华尔街金融机构，不让它们落到最坏的结局，那么作为这个金融网络的用户，我们也希望获得政府的保护。当然了，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华尔街可以自行改变他们的风险文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民众来说，当然是乐观其成的。
    要彻底消除华尔街的贪婪本性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麦晋桁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对委员们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风险从我们的系统里连根拔出，风险是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我们应该想出方法，使得贪婪在这个系统里无法再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以继续追逐高盛，但是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追逐高盛的同时，也应该学习高盛的那部分优秀特质。
    高盛何以成为让华尔街上其他金融机构艳羡的公司？为什么高盛每年都能取得比其竞争对手高出一大截的收益率？为什么同样以高额奖金奖励员工，高盛却能年复一年减少失误？
    在20世纪90年代，当其他的投资银行都在关注市场上的散户，开创零售部门时，摩根士丹利率先和添惠合并，随即掀起了一场零售经纪渠道的争夺战。而据高盛内部人士透露，在他们的合伙人会议上也有人提议这样做，但是很快这个提议就被否定了。高盛是高盛，高盛不是美林，零售业务永远不会是高盛的核心业务。高盛是一家与大型机构客户合作的公司，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大型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或者是在寻找资本的企业客户以及极少数超级富有的个人和家族客户，街上随便一个张三李四不可能成为高盛想要去争取的服务对象。对散户业务，高盛不了解，高盛的元老们认为进入自己不了解的业务领域，会给公司带来无法掌控的风险。果不其然，几年之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股票交易已经不再需要有具体的场所，所有的零售网络一下子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些建立了零售业务的投资银行被迫裁员，还要进行运营调整。而在随即到来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散户不论是在交易能力还是交易质量方面都比不上具有长期交易经验和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人。高盛在几年前没有上错船，优势保留到了好几年后。10年后，以美林为代表的大部分投资银行为了确保其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的原材料充足，又在大量收购抵押贷款公司，高盛公司仍旧躲得远远的，没有趟浑水。即使在市场状况最好的时候，在高盛的股东对此表示不满并且施压的情况下，高盛的管理层仍旧坚持自己的战略，不为所动。
    高盛并不是保守的。2006年12月14日，高盛召开了一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在会议上高盛的首席财务官大卫·温尼亚尔和银行内部抵押贷款的承销团队、风险管理团队和交易人员一起对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作了探讨。会议的结论是这个市场的确充满泡沫，他们当即作出决定，将银行账面上所有的抵押贷款产品立即卖空。这个会议在几年后成为华尔街的一个传说。高盛非但没有收购抵押贷款公司，反而开始对有合作关系的抵押贷款公司减少或者取消贷款服务。他们在信贷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同时启动卖空操作，甚至开始卖掉自己手中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不论信用级别为次级还是投资级的。
    高盛及其员工都不是圣人，那些购买了高盛创造并且销售的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的人们只是高盛的客户而已，高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信托责任。根据布兰克费恩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陈述的，这些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的购买者都是专业投资机构，它们应当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打动安热利代斯，安热利代斯认为这些接手高盛抛出的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的投资机构，代表着美国大量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钱。然而仅凭这个论点，安热利代斯未必能赢得针对高盛的诉讼。虽然高盛这么做在道义上有不足之处，但是从法律上来看，高盛是丝毫没有问题的。
    对于高盛的追逐不应该仅仅集中在回报率上，也不是复制他们的丰厚年终奖。整个华尔街应该向高盛学习的是他们的战略思维、长期规划，以及对于长期规划的坚持。这些战略和规划是由华尔街上最聪明的那些人作出的，收益可能会非常大。埃富科尔的施洛斯泰因评论说：“简单地对高盛进行模仿可能会酿成大祸，对于高盛的追逐应该是效法他们的战略元素。”
    另一位华尔街资深人士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效法高盛的战略元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这个市场上没有几个人能有高瞻远瞩的能力和战略性的思维，能够把战略和现实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分析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弱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他总结说：“看上去华尔街聪明绝顶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总是在忙昨天的事，今天的事，他们无法看到明天，他们不会自发地思考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无法想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他们怎么可能会在今天着手准备呢？”
    因此，情况一旦发生变化，华尔街又是只能疲于应付，就像新兴电子科技的发展和五月天法案的颁布，一旦华尔街赖以生存的服务费不再是稳定收入之后，他们挣扎着在转变。一位曾经是银行家的咨询专家评论说：“华尔街上都是些聪明人，那些在知名银行工作的人，他们都是聪明人，每当有什么变数，他们就立即开始开发新的生存方案。他们总是在被动地应付，这种方式自然比不上制定长期战略未雨绸缪来得有效。他们更关心的是今年的业绩怎么样，最后一个季度的数字好不好。”在华尔街上奖金成为唯一的激励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投资银行家们对短期收益要比长期发展更关心。这个区别就像是玩扑克和下围棋的不同，打扑克，手中拿的牌很重要，拿到好牌就不需要顾忌对手。下围棋则不同，围棋是一个战略性的游戏，你走出的每一步都对将来有着重要的意义，每一步都可能是制胜的基础，也可能是导致全盘皆输的祸根。这位专家最后冷冷地总结道：“在华尔街上，打扑克的人不少，但是没什么人下围棋。”
    有一家公司选择了效仿高盛的战略布局，而不是简单的追逐。这就是由前摩根士丹利最知名的并购专家、“造雨人”罗伯特·格林希尔建立的专业投资公司。在2009年秋天，当所有的金融媒体都在关注新出台的监管措施和闹得沸沸扬扬的美银美林集团的高层变动时，格林希尔默默地宣布将其银行的自营部门进行剥离。这表示在华尔街上，除了高盛，至少还有一家公司在试图变得更大更多元化的同时，坚定地抛弃了能迅速带来短期收益，却在道德和法律边缘游走的自营业务。事实上，格利希尔相信对于他的公司，最大的财富是其拥有特别知识和技能的团队，也就是他们的企业兼并收购的专家团队。“而这项业务的潜力之大，完全值得我们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此。”格林希尔总结说。
    格林希尔和他的银行家团队非常善于处理并购和兼并交易，而且他的公司是以一种超越客户关系的方式在服务他们的客户，他们希望更熟悉他们的客户，并且为客户的长远利益考虑，因此他们的公司要比其他银行有更高的收益率。格林希尔的团队成了华尔街上那些拥有更大资本实力的同行们所艳羡的一家公司。
    资本在近几年发展成为一种商品，而知识和技能却不能轻易地商品化，这使得知识和技能成了为金融机构带来丰厚回报的主要竞争因素。高盛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廉价资本有助于他们的收益率提高，但高盛真正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一种技能，要拥有这种技能，只能通过慢慢磨炼，仅仅通过追逐是无法获得的。前资深投资银行家克莱顿·罗斯现在是哈佛商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认为格林希尔如此转型不仅仅是对于自身发展战略的一个肯定，更是对自身弱势认清之后的一个正确布局。罗斯评论说：“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诸如格林希尔这样的小型投资公司，不论是在获取信贷，还是在商业银行业务处理流程方面，都不占优势，它们也不可能在这些业务方面超越其他规模较大的投资银行。”
    如果你不能击败它，那一个劲地追逐又有什么意义呢？华尔街上的各大投资银行并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华尔街有金融网络中起主导作用的公司，像高盛或摩根大通，它们之所以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它们拥有深厚的风险文化，这种风险管理文化就是在作任何决定之前先用最严苛的问题考问自己。很多盲目追逐高盛的企业在没有完全理解高盛的业务模式时就开始了追逐，而盲目追逐的结果则是短期的巨大收益会在转瞬之间消失殆尽。
    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金融机构试图去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追逐高盛。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它们甚至没有仔细思考过高盛到底代表着什么。即使有那么一些机构试着思考这个问题，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理查德·帕森斯对于花旗集团优先战略的评论，而更多的华尔街机构在开始追逐之前根本没仔细想想。当这些情况不稳定的金融机构慢慢恢复之后，它们会不会又立刻开始对高盛的追逐？如果有一天摩根大通超越了高盛，它们是不是又开始发动对摩根大通的追逐？谁是第一，就追逐谁！华尔街是不是又会出现那种全民皆兵的追逐局面？这些金融机构放弃思考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市场，高盛有什么它们就要有什么。那么它们永远不可能开创自己的成功之路，永远都是市场的追随者。
    埃富科尔的施洛斯泰因就此评论说：“在华尔街这个金融网络上，金融机构账面上的剩余资本远比整个金融系统的基本需求要高，所以各大金融机构会去寻找金融系统基本功能之外的业务和市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就会不断地受到诱惑，把华尔街从一个公共事业系统向赌场转变。尽管这个市场经历了1998年的大股崩和2008年的金融风暴，可是在这条街上记忆消失得总比灾难来得快。”
    整个国家对于华尔街的需求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华尔街仍然存在的原因。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今后10年里不论哪家投行问鼎华尔街，华尔街所提供的核心服务是不会变化的。除非美国大众希望回到以前那种日子，不论做什么都要先存足了钱，或者把所有的积蓄都存在银行，利息收入还不如通货膨胀蒸发掉的多，最不济的就把现金藏在床垫里埋在后院。自然是没人愿意再回到那种日子，全体美国大众都希望能拥有一个正常运行的华尔街，就像一打开水龙头，净水就滚滚而来一样。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华尔街要开始尝试采取一些长远战略规划，不要为了一些短期利益，集体地盲目追逐高盛或者高盛的接班人。与此同时，由所有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金融网络，包括高盛在内，必须牢记并且要有所准备，只要它们可以从这个金融网络中赚取利润，也就有可能在事情出差错时付出惨痛的代价。
    展望未来，那些希望在华尔街这个金融网络上长期生存的金融机构必须集体思考，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要作出哪些妥协，以确保这个金融网络健康运行，并且能长期地保持稳定。否则，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一次类似于2008年这样的大灾难，一次又一次，直到华尔街转变成我们所需要的状态为止。
    ……